贵州肖像·历史人物：王杏：首创贵州最高学府
贵州肖像·历史人物：
王杏，贵州明代中期著名政治家、教育活动家，巡按贵州监察御史。 字世文（一说少坛），号鲤湖，生于弘治九年（1496年），浙江奉化人。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十三年（1534年）五月，出任巡按贵州监察御史，后在山西、安徽广德、湖南岳州（今湖南岳阳）等地任职。在贵州充 任巡按御史之时，非常关心贵州的教育事业，千方百计改善贵州的办学条件和教育环境，为推动贵州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深得贵州百姓的好评 。
王杏在黔期间为贵州教育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在贵阳创设贡院即考棚，独立举办乡试。此前，贵州的生员（秀才）要去云南昆明参加乡试（考取者成举人），近者一二千里，远者三四千里，行程需要一两个月，山路险陡；考试时又恰巧是盛夏酷暑，瘴气不仅随时发生而且相当严重，不少学子死于考试途中，这种结果令许多生员望而却步。此外，贵州 每科贡士仅有一名，数量极少，这与贵州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的地位极不相称，因此贵州的文士亟盼在贵阳举行乡试并增加考试名额。时任广东布政使的思南人田秋曾在嘉靖初年上疏，请求在贵州设贡院，皇帝批示由贵州巡抚办理，“章下，贵州抚按逾五年未有定议”，此事一拖数年。王杏到任后，竭力筹划，亲选地址，筹集经费，并上疏朝廷。其疏中说：“贵州自建省设学校养士以来，历百五十余年，文教茂往昔十倍。诸生就试云南，苦于道路。今于贵州城内西南隅择地，可以营建贡院。计所需白金 二千四百余两，检藩库羡缗可办。夫士盛既足以开科，而费复易措。别开科可免诸生跋涉，益盛恩励学。”并表示“愿睹宾兴盛事，以仰赞圣化”。根据王杏的奏疏，朝廷同意在贵州开设贡院，并把举人的名额由21人增至25人，后陆续增至40人。（乾隆）《贵州通志》载：明初至嘉靖十一年（1532年）的160余年间，贵州中进士者仅有35名，而之后至明末的 110多年的时间里，贵州考取进士者76名，是过去的两倍之多，这显然与王杏努力争取设贡院开科取士有直接关系。为确保贡院的正常运转，王杏又想法出钱买田，以租谷所入作试卷费，这对贵州的考生鼓舞很大。嘉靖十六年（1537年），贵州首次乡试开科取士，有5位考中进士。王杏此举使贵州学子参加乡试的人数逐渐增多，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他们获取功名，从而使越来越多的贵州人有机会进入国家政治舞台，如思南府籍的敖宗庆、普安州籍的蒋宗鲁两人先后出任云南巡抚，很有政绩和声望。与此同时，贵州在全国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渐次扩大。这些成就自然得益于王杏在贵州时所争取开科取士，他与贵州思南人田秋为贵州的教育发展做出同一贡献。
王守仁在贵州修文龙冈书院和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除贵州学生外，湖南的蒋信、冀元亨也千里负笈，前来请业。贵州学子向学之风，蔚然 兴起，并延展十余年。嘉靖十三年（1534年），王杏在巡按任上。一天出巡，在贵阳城郊听到学子吟诵声中有“越音”，即浙江一带音调，十分诧异， 一打听才知是王守仁居处龙场时教化的遗泽。关于此事，王杏在其 《新建阳明书院记》中写道：“嘉靖甲午（十三年，1534年），予奉圣天子命出按贵州，每郊行，闻歌声蔼蔼如越音。予问之士民，对曰：‘龙场王夫子遗化也。’”时王守仁在贵州的高足，贵阳汤旻、陈文学、叶梧等人，联名向王杏呈文，请求修建阳明书院，为求学士子提供进修场所。王杏欣然接受，筹集资金，在城东选址建院，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落成 并开院招生。同时又在书院旁建阳明祠，奉祀王守仁。
王杏所建阳明书院， 一直延续到清代雍正年间，其间曾几度迁址重建。如明隆庆年间，阮文中任贵州巡抚，冯成能任贵州按察使，发现阳明祠和书院“迁徙靡常，僻在委巷中”，且已“废堕”，于是，阮文中与藩、臬二司协议，命贵阳知府董其役选择新址建祠和修书院。经过修缮的书院，规模较以往宏伟：“前为享堂，后为讲堂，俱六楹；前后为左右房各四楹，前为二门，又前 为大门。树棹楔于通衢，匾曰‘阳明书院’”。再如清代康熙前期，杨雍建出任贵州巡抚，见历经兵火后的阳明书院破旧不堪，便鸠工庇材，修葺一新。此后，田雯任贵州巡抚，再度修葺书院和祠宇，别建合一亭、传习轩五楹。雍正十一年（1733年），贵州巡抚元展成奉旨发帑银一千两，增建校舍50间，增购图书千多卷。同时，把“阳明书院”改称“贵山书院”，成为全省最高学府。乾隆、嘉庆年间，分别拓建和修葺，规模更加宏伟壮丽。阳明书院实际存在199年，此后名字虽改而书院实体犹存。至 1904年“贵山书院”改名“贵州大学堂”，被视为现在贵州大学的前身。 不管后代的阳明书院如何变迁，但王杏首创之功不可磨灭。
王杏对王守仁著作多有关注，嘉靖十四年（1519年），他在贵阳编印了《新刊王守仁文录续编》（又称黔版《阳明文录续编》）在取材的广度上大大超过了阳明学中心地区且肩负着编辑整理王守仁文集之责的钱德洪。不仅如此，王杏在广德任职期间，频繁参加研究阳明学的活动，兴建复初书院并在书院授课，传播王学，这对王守仁著作及学说的传承和当代阳明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此外，他还著有《按贵录》《按晋录》若干卷，对研究贵州和山西提供了信息。（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