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这个团队守护亿万水禽安全
世界上第一支鸭传染性浆膜炎疫苗，出自他手；鸭瘟病毒的致病机理，由他领衔揭开；9种鸭疫里黙氏菌的耐药新基因，由他带领的研究团队首次发现。
三项标志性成果，源自同一个人——贵州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院长、国家级教学名师程安春。这位从黔南州长顺县走出来的布依族农家子弟，案头摊着改了又改的论文和校了又校的实验记录，行囊里常备着下乡调研的记录本。一边在国际顶刊发表论文，一边俯身养鸭场解决最细碎的难题——这是他四十多年如一日的姿态。
卡了全球几十年的关口他们迈过去了
20世纪90年代初，鸭传染性浆膜炎在我国养鸭主产区骤然暴发。鸭群成片染病夭折，养殖户数年心血付诸东流。当时，全球数十年科研探索都未能研制出有效疫苗，不得不使用大量抗菌药物治疗，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诱发严重细菌耐药和公共卫生难题。
程安春和团队从零起步。没有可借鉴的资料，没有疫苗制造及检验规程和质量标准，没有适宜大规模生产用的培养基，也没有可参照的工厂化生产工艺。他们跑遍了全国十余个省的养鸭场采样，风雪酷暑里俯身采样。二十年里，菌种选育、胚体传代、配方调试，失败复盘，再失败再复盘。
最难时，新兽药评审专家组提出修改甚至推翻重来的意见，有些研究当时实验室根本没有条件完成——“连PCR仪器都没有，没法完成疫苗核酸在体内停留时间的检测。”程安春没有绕道，创造条件一项项补。
最终，他们拿到了免疫原性优良的制苗菌株，创建了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疫苗制备工艺和质量标准。国际首个鸭传染性浆膜炎灭活疫苗问世，获国家一类新兽药证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紧随其后，我国首个可同时用于雏鸭和种鸭的鸭病毒性肝炎弱毒活疫苗落地。两项疫苗推广后，全国水禽养殖病死率大幅下降，为行业创造显著经济效益。
程安春不太说“坚持”，他的办法朴素而具体：生产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哪里有问题，就从哪里入手。
课题源自产业需求 成果服务贵州走向全国
“我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吃贵州的饭、喝贵州的水长大。”大学毕业后，程安春曾在贵州基层畜牧兽医站工作多年，对养殖生产中动物疫病防控的需求有切身体会。
“以前在省外，至少要开十多个小时车才能到现场；现在能第一时间接触到贵州养殖生产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回到贵大，他不只是自己回来，还想把一支队伍带起来。
他常对团队说，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而群体的力量可以气吞山河。他招募优秀人才，提醒大家打开视野，让每个人在不同方向上完善团队研究。他帮年轻教师凝练方向，让大家明白“1+1>2”的前提是破除单打独斗和碎片化资源。
在团队里，程安春推崇著名的“旺炉理论”：“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即便投入一块湿毛巾，也会燃烧起来。”他把自己定位为“烧炉工”和“团队秘书”——把握方向、带头干，也像润滑剂一样协调团队瞄准目标。
他带人，不是替人走路，而是帮人找到路。文明教授36岁博士毕业时一度迷茫，程安春让他先跟着做水禽疾病，从宿主角度研究宿主细胞与病原互作。如今文明已获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领衔建立省级科技创新人才团队。
温贵兰教授记得，程安春讨论研究方向时问她“研究强项是什么”，紧接着问“能不能做到国内乃至世界领先”。“这句话让我当场脸红了，我才意识到自己从未设过这么高的目标。”
在程安春看来，“烧炉工”就是把每个人往更高处推，让每个人看清强项、敢立更高志向。炉子要旺，靠每个人都烧起来。
论文写在水塘边、鸭棚里
程安春带领的研究团队在探明鸭瘟、鸭坦布苏、鸭病毒性肝炎等重要水禽疫病致病机理的研究实践中取得系列重大发现，在PNAS、Nature Communications、Nucleic Acids Research等国际顶刊发表SCI论文300余篇，率先攻克黄杆菌自然转化难题，发明的基因编辑技术被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广泛使用，17种新兽药陆续获批。
成果越垒越高，程安春衡量科研的尺子却没变：不看论文发在哪，看能不能落到鸭棚里。
三穗鸭是中国地方四大名鸭之一，也是贵州农业农村增收致富的重要特色产业。近二十年，程安春团队研发的水禽疫苗等新技术为贵州水禽疫病防控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这把尺子，也量到了学生身上。
博士生叶泥刚入团队时更关注实验数据和论文产出。跟程安春走访养殖场后，一句话改变了她的认知：“我们做水禽研究，论文要写在水塘边、写在鸭棚里，解决养殖户真真切切遇到的问题，才算有用的科研。”
病毒变异、细菌耐药、新发病不断出现，程安春手里的难题清单还很长。而中国是饲养水禽最多的国家，防控难度也最大。“‘国际第一梯队’就是要保持解决水禽疫病的能力和水平，对新发或再发疫病在第一时间拿出解决方案。”
四十多年过去，当年那个看着邻家鸡鸭莫名病死、大人们站在圈舍前无奈不语的孩子，如今在鸭棚和实验室之间奔走。他的想法很朴素：“只要脚踏实地干，难题总会攻克。”（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