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肖像·历史人物:清雍正朝重臣 云贵总督鄂尔泰

  鄂尔泰,清雍正朝重臣,云贵总督,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一等襄勤伯。

  满洲大姓西林觉罗氏(冠汉姓鄂),字西林,号毅庵。生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满洲镶蓝旗人,世居汪钦(一作汪泰)。其祖辈于明朝末年即努尔哈赤建后金后投归,为世管佐领。祖父图彦突,官户部郎中;父亲鄂拜,为国子祭酒。鄂尔泰原配妻子瓜尔佳氏,早卒;续娶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迈柱女,生有六子二女。长子鄂容安,字休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改庶吉士,官至两江总督,娶布政使博尔多之女。次子鄂实,官至左翼前锋统领,授参赞大臣,娶大学士高斌之女。三子鄂弼,充西安将军,官至四川总督,谥勤肃,人贤良祠,娶领侍卫内大臣哈达哈之女。四子鄂宁,举人,官云贵总督,娶内大臣海望之女。五子鄂圻,娶庄亲王允禄之女。六子鄂谟,娶迈柱之孙女。

  鄂尔泰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入学,攻读四书五经,八岁开始作文,练习书法”,三十四年(1695年),考中秀才。三十八年(1699年),乡试中举,袭佐领世职,充任三等侍卫。五十五年(1716年),任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元年(1723年),任云南乡试副主考,“有政声,特别擢升江苏布政使”。“礼致能文士,录其诗文为《南邦黎献集》。以应得公使银买谷三万三千四百石有奇,分贮苏、松、常三府备赈贷。”曾经勘察太湖水利工程,准备上报朝廷,疏浚下游吴淞、白茆等处,因调任未办成。三年(1725年),迁任广西巡抚,改为云南巡抚,特命“以巡抚治总督事”。四年(1726年),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向朝廷建议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改土归流”,实行废土司、设府县、置流官、住军队的改革,以加强中央对西南地区的统治。

  六年(1728年),受会传康总督身份总理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军务,为清开国以来第一人。次年,加少保衔。十年(1732年),授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叙定苗疆功,部议进世职一等精奇尼哈番,上特命投一等伯爵,世袭”。同年,因清政府在西北两路用兵,出任三边经略,赴陕甘前线督师,统略军务,大兴屯田,支持张广泗等镇压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十一年(1733年)后,先后充《八旗志》馆、《皇清文颖》馆总裁。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驾崩,与张廷玉等同受遗命辅政,总理事务。乾隆元年(1736年),钦点会试大总裁,充任编篆《三礼义疏》《农书》总裁。除大学士职务以外,兼经筵讲官,管翰林院掌院事,任国史馆、三礼馆、玉牒馆总裁。三年(1738年),兼议政大臣。六年(1741年),投军机大臣兼理侍卫内大臣,赐号襄勤。十年(1745年),以病请解任,加太傅。

  鄂尔泰著有《西林奏议》《平蛮奏疏》和《西林遗稿》《朱批西林中堂未刻折》不分卷;撰有《高安朱公墓志铭》一卷;编辑《南邦黎献集》《文蔚堂全集》不分卷,《文蔚堂诗集》;参与编辑《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首一卷》《钦定中枢政考》《朱批谕旨》《钦定八旗则例》十二卷,《钦定军卫道里表》十八卷;参加翻译汉文典籍译《中庸(满汉合璧)》《孟子(满汉合璧)》《大学(满汉合璧)》;与张廷玉合纂《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一百五十九卷;主修(乾隆)《贵州通志》四十六卷、《云南通志》三十卷;与于敏中等增修《国朝宫史》三十六卷,参与纂修《八旗通志》二百五十卷;与张廷玉等注清世宗胤禛(雍正皇帝)撰《御制圆明园诗二卷》;与张廷玉等奉敕撰《词林典故》八卷及《明纲目前纪》。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鄂尔泰病逝京师,享年66岁。乾隆帝亲临丧所致祭,赐祭葬,谥文端,配享世宗(雍正皇帝)庙廷,人祀京师贤良祠。

  从雍正四年(1726年)开始,清王朝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及湖南、湖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即“改土归流”,旨在进一步铲除世袭土司势力,实行流官(即由中央政府派出官员)统治。时任云南巡抚兼总督云贵广西事务的鄂尔泰,朝廷上了一道《改土归流疏》,提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安民必先制夷,欲治夷必先改土归流”的主张。

  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取消土司的建制和特权,在土司管辖的地方,建立府(州)县机构,由朝廷委派有一定任期的官员管理,统一朝廷的政令。先是,“贵州仲家苗为乱二十余年,巡抚石礼哈、提督马会伯请用兵,上未即许。巡抚何世璂疏言仲家苗药箭铦利,地势险阻,用兵不易,上即命世璂招抚,久未定,诏谘鄂尔泰”,故有鄂尔泰之奏折上书。土司制度在西南地区的存在,是一个历史遗留间题。从元朝开始,朝廷就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土司,委任土官管辖土著民族。土官有许多特权,职位世袭不变,朝廷不加干涉。更由于这些地区离中央政权很远,土官可以恣意横行,对土民任意使役,任意杀戮。此外,土司之间还经常发生征战,自相残杀。这些危害至清代,皇帝及朝廷了然于胸,但顾忌较多,且用兵耗财巨大,故不敢贸然行动。

  雍正皇帝继位几年后,遂决心解决这个问题,鄂尔泰上奏正是时候,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用兵,“穷究到底,杀一做百,使不敢再犯”“但能成事,实云贵永远之利也”。雍正皇帝相信鄂尔泰“才堪大用”,鄂尔泰也把改土归流的目的、意义、方法等筹划得详细缜密,雍正皇帝批准了鄂尔泰奏议,并正式委任他为云贵总督,全权处理改土归流事务。

  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波及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甚至还影响到了四川、湖南及西北等地。大规模改土归流,对当时的贵州来说,主要是“开拓苗疆”。他受命后没有辜负雍正皇帝的厚望,于是年四月,率贵州巡折石礼哈、贵州提督马会伯,首先向贵州广顺长寨发兵,一个月后平定,“始设长寨厅(今长顺县)和长寨营”。“长寨仲苗,内结安顺十三枝、普定五枝,外通广西僮侬,实为盗薮”,土司态度都很凶横、官兵所到,主司皆挟众反抗。对此,鄂尔泰先是派人去告示、花红、进行招抚、毫无结果。

  不得已大军即行进剿,土司及其蛊惑武装的土著居民终不敌而事平。鄂尔泰全面了解情况后,认真研究备省的特点,上奏雍正皇帝请求改土归流分轻重缓急实行,并采取“剿抚并用”的做法、主张让各地土司主动交出士地、印信,和平招抚,给子优待和赏赐,还授给新官职和土地。凡抗拒改革、甚至发动叛乱的,坚决用兵剿灭,并没收财产,将本人和家属迁徙到内地省份,另给田地房屋,安排生活。其主张得到雍正皇帝批准,各地改土归流逐步实行。三省势力较弱的土司,纷纷主动将土地、印信交出,原土司所属地方均改设府县,添设军事机构,并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建筑城池,设立学校。为了进一步巩固“改土归流”的成果,鄂尔秦还进行了一系列措施,处理善后。

  鄂尔泰坚持除设置流官外,能用土官可以改为流官任用。自动缴印,要求改流的,鄂尔泰奏保举他们任守备、千总、把总等,并让其世袭。表现突出的,还奏表褒奖。对那些不习惯做流官,态度又好的土司,则奏请发给国库银两,为之安排善后生活,拨给田产,建造房屋,彻底消除他们的反抗情绪。对流官的派遣,鄂尔泰上奏必须派去有能力、肯吃苦、清正廉明者。他认真挑选州县长官,派去的第一批流官都很称职,对安定改流地区起到了积极作用。鄂尔泰为让改土归流地区人民休养生息,一律实行地丁钱粮制度,困难多、收成少的地方,减轻、减免赋税或给予救济,使这些地区尽快地恢复生产,还重新调配了土地,实行鼓励垦荒政策。

  同时,鄂尔泰在改土归流区大力兴修水利,开发交通,如贵州就修浚了1200里的清江,300余里的都江“于是,湖南商船达都匀府城,广西商船达独山州三角屯”。并连续上奏朝廷,开辟贵西驿道、贵东驿道,,使之“转移间,而驿递、商民俱便矣”,“商民至今赖之”“邮递往返”有“水道康庄”之美称。

  贵州改土中,有的土司又反复叛乱,并攻占已归流的古州、台拱,黄平,包围丹江、凯里。鄂尔泰随即挥师挺进,攻陷一个个塞垒,镇压一批敢于反抗的大小土司,很快便征服了永宁、永安、安顺、广顺、定番、镇宁等。贵州黔东南苗岭、清江、都江地区是贵州的著名苗疆,“周围三千余里,土塞一千六百余处,左有清江可达于楚,右有都江可达于粤,古州据中央群塞环于四周,地势险要。”鄂尔泰深感对这一地区改流难度更大,便找熟悉地形的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商量对策,召集贵州各镇总兵,分别进取。至雍正八年(1730年),平息黔东南各地苗民,实现该地区的政土归流。

  贵州的“改土归流”成功,使贵州省的地方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行政区域也基本划定。加上早在雍正五年(1727年)改隶贵州的原四川所属遵义府,贵州增加土地面积三万余平方公里。另外,还将广西红水河、南盘江以北之地划入贵州,置永丰州(后改为贞丰州);把广西的荔波、湖广的平溪、天柱、开泰、锦屏、玉屏、清溪也划归贵州管辖,今贵州的疆域基本形成。

  贵州及云南等省“改土归流”的成功,结束了延绵数百年的土司制度,解除了千百万人民的苦痛,实现了多民族国家政策的统一。这一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对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具有深远的意义。而对贵州的开疆辟土,鄂尔泰不遗余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这一点来说鄂尔泰是值得称道的历史人物,故雍正皇帝对其称赞有加,赏赐特重,并曰:“鄂尔泰节制三省,历有年岁。于所属苗疆,悉心经理,使蛮夷向化,咸等乐土。古州生苗,自昔未归王化,鄂尔泰运筹调度,剿抚兼施,俾苗人德畏威,抒诚内向,疆域开拓,边境辑宁,数年以来,屡着非常功绩,其授一等伯,世袭罔替。”鄂尔泰在贵州“开辟苗疆”,从另一角度来说,有其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面,故论者认为,鄂尔泰“要想百年无事,必须要开辟苗疆,使其没中央朝廷统治”的思想,得到雍正皇帝的支持,开始在贵州大举以武力进行“辟苗疆”。

  在这个过理,鄂尔泰极端压迫贵州少数民族,大肆焚毁苗族村寨,屠系无辜百姓。其缴获的铁制兵器,铸成大铁柱、竖于贵州省城贵阳甲秀楼前、已记其功。所以,鄂尔泰对苗疆的用兵,就相当于在贵州各民族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各民族人民的起义也就比较频繁。贵州在乾嘉时期、咸同时期均发生各民族大起义,辩证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虽如此,但鄂尔秦仍不失雍正朝一代名臣,世人对其评价还是很中肯的。乾隆帝曾说到:当日鄂尔秦、田文镜、李卫皆督抚中为皇考(雍正皇帝)所最称许者,其实文镜不及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清史稿》主要编撰者赵尔巽说“庶政修举,字内乂安,(鄂尔泰)遂乃受遗命,侑大烝,可谓极心膂股肱之重矣”。

  现代著名史学家萧一山说:乾隆初,诏以(鄂尔泰)身后配享太庙事,缮人遗诏,蒙眷深厚,一时煊赫。且屡降明旨,盛称高才丰功,誉为不世出之名臣。现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评价:“识大局,顾大体,是鄂尔泰一生的长处,虽然晚节有疵,但不影响他的大节。”(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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