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肖像·历史人物：精良综事之材 重清白爱民之选李世杰
贵州肖像·历史人物：精良综事之材 重清白爱民之选李世杰
李世杰，清乾隆年间名臣，终官四川总督、兵部尚书。字汉三，自号云岩。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贵州黔西县隐者坝（今城关镇黎明村）人。祖籍江南，曾祖父李蔚伯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随右佥都御使王三善军征剿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和四川永宁宣慰使奢崇明，始进入贵州，后战殁，“家留黔西，遂为黔西人”。祖父李攀龙，未入仕途。父李植，雍正六年（1727年）拔贡，后任两淮富安场盐大使，生有四子，李世杰为其次子。李世杰娶妻高氏，生子二：长子李华国，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举人，官江西漳州知府；次子李华封，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举人，官至两广盐运使。孙十人。
李世杰“少而倜傥”，喜欢骑马射箭，广交朋友，为人豪侠仗义，爱打抱不平。但其个性放荡不羁，对四书五经没兴趣，“读书略观大意”。20余岁时，“忽感奋”，觉得做人不能再荒废，才请求父亲出资为他捐了一个小官，“得常熟黄泗巡检，则从前之结习，而专刻厉于居官”。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李世杰办了几桩要案，“邑人颂廉明焉”，亦深受赏识。两年后，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知人善任，“以卓异”迁江苏金匮县主簿。为了更加发挥李世杰的才干，江苏按察使李永书向布政使许松佶推荐，欲提拔李世杰为知州一级。但李世杰没有任何功名，“阶级太卑”，提拔的理由不大充分。故建议向朝廷捐纳一笔不小的钱款，“以赀迁其秩”。许松佶等人知道李世杰是拿不出这笔钱捐官的，于是“倡同官资助”，并历陈李世杰之才能，为他捐资买了个正六品知州的官阶，“奏请留江苏委用，任泰州知州”。以此，李世杰才得以擢升，历任江苏镇江知府、安徽宁池太广道、四川盐驿道、按察使、住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军需总办、湖北布政使、广西巡抚、湖南巡抚、河南巡抚、四川总督、两江总督兼管河道，甚得乾隆皇帝赏识和知任，名噪一时，为有清一代贵州人充当封疆大吏中绝无仅有。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李世杰奉旨进京陛见，授兵部尚书，赐紫禁城乘肩舆，加太子太保衔。
李世杰政事之暇，发奋诗文，著有《世杰奏议》《宝山纪事诗》和《南征草》。其所作的《过飞云关》诗，则可见其后期在做学问上是用心的。诗曰：“幂历春阴酿晓寒，雨余岚翠扑征鞍。盘旋马踏层云上，淡沱峰如入画看。村社炊烟浮碧穗，溪桥乱石激清湍。登临已觉行非易，负重边氓食力难。”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李世杰退休回籍，于五十九年（1794年）三月病逝于家，享年79岁。归葬位于今黔西城南15公里的雨朵镇扯泥坝村。得乾隆皇帝赐谥“恭勤”，并赐“御祭碑”，诰封三代，“曾祖、祖、父三世皆以公贵，赠如其官。曾祖妣汪氏、祖妣毛氏、妣张氏，皆诰赠一品夫人，配高氏诰封一品夫人。”六十年（1795年），贵州巡抚冯光熊“题请入祀乡贤祠，得旨谕允”。李世杰墓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有李世杰和夫人高氏合葬墓；乾隆帝亲笔题写的“御祭碑”，共297字，有乾隆对李世杰的高度评价，称其“精良综事之材，重清白爱民之选。苟勤俭以奉，克矢志于冰霜”“才思敏练，性本公廉”。并谕表其“殊堪轸以惜”。
清代学者陈康祺撰《郎潜纪闻》称“黔西李汉三世杰，以巡检至兵部尚书；广顺刘松齐清，以拔贡至总兵；松桃杨诚村芳，以吏员取通侯，并天挺异才，兼资文武，皆不由科目进身，时称黔中三奇男。”清代宗室、学者昭梿《啸亭杂录》曰：“本朝汉名臣以资进者二人，一李敏达公卫，一李恭勤公世杰”，而李世杰“以廉能称”。有史学家把他比喻为汉朝名吏“仇览”“朱邑”和西周贤相“召伯、甘棠”。现黔西李世杰故里有“尚书坊”，为纪念他而建立，有楹联二，概括其一生。其一：位重封疆，纪一时亮节高风，常耀藩屏之骏业；望孚乡党，羡廿载轩轾驷马，袛宏忠之家声。其二：树伟绩于熙朝，文纬武经，四海仰范韩功业；表鸿名于珂里，龙章风诰，千秋钦王谢门风。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李世杰任泰州知州。初到任，就接下了前任州官遗留下的400多件疑案、难案、冤案和很多新的案件。当他视察牢狱，目睹囚犯及其亲属的喊冤叫屈，决心维护国法尊严，“克期谳竣”为民申冤。于是认真审理积案，亲自调查，“昼夜据案视事”，“不五月而四百余案报结”，“宪司莫不诧异”，泰州百姓即颂扬其公正廉明，称为“李青天”。在泰州五年，由于政绩卓著，巡抚陈宏谋上奏朝廷，保荐李世杰升任镇江知府。镇江紧邻南京，是水陆交织、商贸繁荣的军事要冲，常年住防的绿营汉军有3000多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李世杰到任时，正值朝廷下令撤换驻军。镇江裁撤的士兵，平时“不习他业”全家老小的生活，全靠他们的薪饷维持。由于没有合理的待遇和妥善安置，裁减后断了士兵们生活来源，又无其它职业谋生，这批撤减下来的老弱病残军士愤愤不平，“群情汹汹”，聚集码头要闯官府闹事。李世杰闻讯后带上几名衙役亲临现场，对这些士兵进行安抚，同时召集部属商议解决办法，“先期捐俸为阖郡倡”，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并倡导全郡士绅官员也捐出钱财，“人给三月粮，木棉衣一袭，以次分拨职役，全活无算”，妥善安置了这批裁撤士兵，平息了一场事故。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五月，李世杰任四川盐驿道，七月擢升四川按察使。是时，清廷开始征剿大小金川战役，李世杰总理清军南路军的粮饷，他的军需处设在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县城）。从成都运送粮饷到打箭炉，要翻越人迹罕至的二郎山，或沿大渡河险陡崎岖的山道，行程近千里，途经10余个州县，运一次粮饷往返要半月多的时间，其艰难险阻可想而知。李世杰担此重任后，“悉心经画，昧爽起治军书，至夜分不寐，从官易班趋事者皆倦，而世杰目光炯炯，必得当而后即安”，不敢有丝毫懈息，立即筹措了第一批粮饷赶运到打箭炉，保证了正常的军需供应。
李世杰负责清军粮饷，“独当一面，五年之久，无丝毫贻误”。时李世杰“督饷数十万两”准备运往南路军营，但这些饷银皆铸成元宝形状，运输绝非易事，欲雇人运送，但无人应募，又怕落入敌手。李世杰急中生智，下令：与其委之于贼，易听民自取之。他的意思是利用南下逃亡的数万民夫、商人，自愿前往拿取元宝，多少不限，带往前行，还派兵护送。同时，李世杰密命守卫关口的军官士兵，只要有携带元宝人关者，命令必须将元宝交还，但每人可给“赏银五两”。最后全部数十万饷银全部收回，既节省运费，亦保护了这批饷银，充分体现了李世杰的聪明才干。
李世杰任职四川总督间，时值大小金川战役之后，“府库空竭，银粮匮乏”。而前任四川总督福康安，“居功恃宠，生活极度奢侈”，在四川征调赋敛，既无限制，又无法度制约，以致全蜀州郡皆穷困窘迫，疲惫不堪。李世杰莅任，心忧民瘼，励精图治。他曾就四川恢复经济一事与洪亮吉摆谈过，当时的四川就如一个家庭中落一样，“非有一人率先早夜操作，减省衣食，裒聚丝粟，则元气不复”。所以李世杰在任上，处处以身作则，“属吏自布政使以下亦未始为具一饭”，从不曾宴请过一个客人。其曾自言，是时成都将军到任，按例应有所接待，但他已有规定，“不为置酒则太恕，置则破例”。最终他想了一个办法，在将军家属到成都时，准备“一蒸豚，一烧羊”，命下属转告成都将军说，“本欲屈入署，适闻眷属至，谨以此佐家宴”，不失体面地完了此应酬之事。并严令“凡府州县无事不得入成都，即以公事来者，不得过日限，不得畜音乐，侈宴会，不得饰舆马”，即外府州县的人无事不得随意入成都，来省办事，办完即走，不能在成都滞留。
李世杰还免除了大年初一下属拜见的旧俗，改革过年时大小官员相互宴请陋习。在过年时，他先吩咐家属奴等准备各种食物“至十数斛，岁首五鼓朝贺毕，布政司以下皆集辕门”，他即对所以官员们讲到：“汝曹为朝廷出力久，行且迁擢，今总督为汝发兆也。并命下级官吏坐在州县官原来坐的厅堂，州县官坐在府厅官的厅堂，依类推，大家都一起吃他准备的食物，他自己也出来与司道以上官员一起。然后大家互相致以节日祝贺，并对所有官员说道：“若曹亦有父母妻子，岁首例得给假，诸君何不早归，令若曹亦放假半目。”自此，四川官场上“元日虚文往来俗例始革”。“世杰洁己率属，休养而调剂之，两年之间，前缺尽复”，在他调任江南时，四川“仓库缺额者渐已填补”。
李世杰自幼不喜读书，后在为政期间，深感文化知识的重要。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任湖南巡抚，上奏查获《沧浪乡志》，他认为该志中有“违悖字句”，将刊刻该志的高治清父子监生“斥革”，作序的教授翁坰“解任质讯”，并自认办得不错。谁知反而遭到乾隆皇帝的严厉批评，教训他“此事办理太过”，以“文理不通，以致办理拘泥，失当如此”，没有追究其责任，但叫他不要再去查办了，“其刻书作序并案内干连人等，俱着加恩宽免，概与省释”。此事给他教训太深，促使他在政务之余刻苦攻读，砥砺学问，最终以“仕而后学”“兼资文武”得到史家之称赞。
李世杰也深知读书的重要，故每到一地做官，都很重视文化教育。在任镇江知府时，带头捐资创建“宝晋书院”；任安徽宁池太广道时，又创办了“中江书院”。他20余岁就离开家乡，在外地为官数十年，但时时不忘家乡父老。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李世杰回乡服母丧期间，看到家乡文化落后，捐资在东门狮山麓下修建了一所书院--文峰书院，同时聘请先生教学，购置学田解决书院师生食宿。在他的大力倡导和影响下，黔西教育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入州境后，见书院学舍、义田义冢无不幷井”“皆公归里后一一所善造也”。（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