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肖像·历史人物：贵州军政界后起之秀唐炯
贵州肖像·历史人物：贵州军政界后起之秀唐炯
唐炯，清后期名宦，终官云南巡抚，云南矿务大臣。字鄂生，道光九年（1829年），生于湖北天门县（其父树义任职地），贵州遵义府（今遵义市）人，一说为贵阳人（道光二年，唐树义葬父于贵阳近郊蔡家寨成山，遂于墓附近筑室曰“成山草堂”，“自尔定居贵阳，别为成山唐氏”）。其原籍江西抚州府（今抚州市）金溪县，先世于明初迁四川涪陵，入黔始祖唐象明（一说唐一元），明末由四川涪陵（涪州）迁居遵义，遂家焉。祖父唐源淮，字以平，号直圃，为贵阳成山唐氏始祖。“早慧，擅诗文”，嘉庆三年（1798年）举人，曾任广东阳山知县，历署英德、清远等县知县，钦州知州和廉州海防清军府，敕授文林郎。父唐树义，字子方，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举人，历任湖北咸丰、天门、监利、江夏知县，汉阳府同知，甘肃巩昌、兰州知府、兰州道，陕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代理巡抚。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后，唐树义称病回乡，在贵阳堰塘坎修筑“待归草堂”闲居养老（“待归草堂”即今之贵阳人所称的“唐家花园”，是遵义唐氏迁居贵阳后的主要落脚地）。咸丰二年（1853年）奉命出任湖北按察使，与太平军作战。四年（1854年），兵败死于金口，享年63岁。著有《梦砚斋诗古文辞》《北征纪行》《从戎日记》《乙巳朝天录》《楚北旬宣录》《水归田银》《癸丑出山录》《癸甲从戎》《待归草堂诗文集》等。唐树义娶妻贵州绥阳王氏，生子五：焯、炜、炳、炯、煦。
唐炯为唐树义第四子，娶妻湖北汉阳姚氏，续娶马氏，生子八：我通、我墉、我坊、我圻、我城（早逝）、我填（早逝）、我圭、唐兴、我培、唐吉；孙十；唐我墉子尔铭、积福、积忠，唐我圻子尔铜、唐飞、积友，唐我圭子积诚，唐兴子伯翔，唐吉子积文、积礼。较为有名者：唐积福，字希泽，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曾任民国兴义、安顺县长、后医成才，在昆明、贵阳、安顺开医馆行医，曾任贵州国医馆馆长，贵州中医协会会长，贵阳市政协常务委员；唐我圻，字恭石，生于威丰元年（1851年），秀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历任四川遂宁、大画、大足、长乐知县，酉阳直隶州知州，有政声，著有《真斋诗稿》《养真斋诗续稿》；唐尔铜，又名瑞铜，字士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前曾任大清银行清理处总办，民国元年（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中国银行总行行长，曾主持筹建中国银行贵州分行、重庆分行。民国6年（1917年）任北京政府财政司司长。
唐炯早年跟随父亲接受教育，5岁发蒙，7岁始读书，“性倜傥，有大丈夫襟度”。好学不倦，特喜史、鉴，诗词文赋亦有造诣。他读史、汉等正史和《资治通鉴》，对历代政事得失、治乱兴衰和古代名臣事迹反复揣摩，自青少年时代即有经世志向。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中举。咸丰四年（1854年），贵州杨龙喜起义，引发全省各民族大起义，局势震荡。五年（1855年）夏，唐炯时在成山守制（唐树义金口殉职后，唐炯多方寻得乃父遗骸，归葬于成山祖茔，故遵制在家守孝），组织青壮年，创办“忠孝团”团练，团分十二局，购置枪炮、火药、刀槊、旗帜等，以卫地方，并参与在籍翰林院庶吉士丁宝桢所率领的兵勇与起义军作战。六年（1856年），守制成，赴京师纳资报捐知县，分发四川南溪县知县任用，有政绩，于城中及四乡“备器械，联保伍，练丁壮”，以防守云南李永和、蓝朝柱义军。同治二年（1863年），唐炯率川军“安定营”参与围堵太平军石达开部。同治五年（1866年），遵朝廷命，率师援黔，督办军务。因功获赏二品顶戴和“法克精阿巴图鲁”称号，回川复任。后历任绵州知州，绥定府知府，川东道、建昌道、盐茶道。在绥定知府任上，公正严明，并建立书院、社学，教育子弟读书，纠正恶习，后绥定大治。光绪三年（1877年），丁宝 桢任四川总督，知唐炯能干事，便延揽其协助办理盐政。光绪八年（1882年），时法国侵占越南南部，后又占领北宁、太原两城，中国边境虽暂无战事，但形势吃紧。唐炯即被张之洞等人举荐，擢任云南布政使，派往云南，改革弊政，政绩突出。不久，“法人夺我越南，被命赴开化防守”，旋任巡抚。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至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因越南山西战事失利，坐罪革职，成为替罪羊，逮捕下狱，囚禁二年之久。十三年（1887年），出狱，赏巡抚衔，派往云南效力，筹办铜矿，发展采铜业，督办、专营云南矿务近20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曾与贵阳士绅于德楷（字仲芳，曾任知县）二人合资开办同济堂药店（位于今贵阳大十字附近的正新街）。三十二年（1906年），辞官回籍。三十四年（1908年），得朝廷恩赏太子太保。
唐炯著述，有《先君子行述》《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六卷，《成山庐稿》（其中诗八卷，文四卷），《援黔录》十二卷，《成山庐诗录》一卷，《成山堂公牍》不分卷；编《丁文诚公年谱》一卷，《四川官运盐案类编》八十卷、卷首一卷；参与修撰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四川盐法志》等。
宣统元年（1909年），唐炯病逝于家，享年80岁，归葬贵阳近郊（今乌当区）成山祖茔。
唐炯作为晚清一位有影响和有争议的政治军事人物，其一生经历复杂，世人对其一生功过是非，议论多多，研究多多。但他确实是清后期一个杰出人才，其所表现的军事才能，同时为左宗棠、骆秉章两位封疆大吏争相“抢要”。他在参与镇压捻军、西北回民起义、太平军以及四川、贵州各民族起义的各场战争中，都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指挥和作战能力。唐炯善用兵，作战勇猛，人称“唐拼命”。同治二年（1863年），唐炯率川军“安定营”参与围堵石达开。在此期间，唐炯因向四川总督骆秉章建言而立下奇功，“论平蜀功，唐鄂生第一”。此外，唐炯在平定贵州咸同苗民起义一事上也是功不可没的。同治六年（1867年），四川总督崇实命率师入黔，唐炯随之回黔督办援黔军务，崇实“遂以军事属之”率部攻破黄号军占据多年的瓮安玉华山、平越（今福泉县）上大坪、开州桥顶山等地，活提起义军首领王超凡、刘仪顺，降服潘人杰、唐天佑、因此而获迁道员，赐号“法克精阿巴图鲁”。
唐炯作为贵州军政界后起之秀，很感谢时任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知遇之恩，但他也凭借自己的才干，为四川及贵州的盐政改革作出贡献。光绪三年（1877年），丁宝桢为改变因计盐而使大量盐税流失及边岸盐引滞积的局面，以保证川盐人黔而改变贵州缺盐的状况，杜绝盐枭、奸商和负责盐务的官吏中饱私囊，接连邀请聘用遵义华联辉、唐炯入川协助他治理盐政，共同一起改革盐政，确定“官督、商运、商销”的原则，并于光绪四年（1878年），在泸州设立滇黔盐运总局，由唐炯担任总办，负责推行盐政改革。他向丁宝桢建言：要解决盐业盐引及销售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就得革除盐政弊制，才能收到效果。丁宝桢依其言，即委与重任，让他全权办理。唐炯便与华联辉共同策划，制定出一种有利于官府、盐商并对广大穷苦民众大有好处的“官运商销法”，在川、黔、滇三省大力推行。此法推行后立见成效，每年增加库银数百万两，缓解四川财力补助困境，也解决了贵州人民吃盐难问题。光绪六年（1880年），唐炯署理盐茶道，特向丁宝桢建议盐务改革后需要做的六件事，即：发引必先新后旧；徵税必先课后引；收发盐引，责成盐道；改代引张，责成州县；缴残则严定限期；办公则优给公费。丁宝桢接受了他的建议，并颁布执行。经过丁宝桢与唐炯等人的努力，积淀在四川盐业上已有百余年的引目浑淆、款项轇轕诸弊端，至是全部革除。
唐焖在光绪年间，参与了发生在云南的两件大事，即中法战争和经营云南矿务。光绪八年（1882年），唐炯特简为云南布政使。时值法国侵人印度支那，欲以越南为跳板，染指中国西南，西南边疆顿时战云密布，唐炯奉命领兵开赴前线。九年（1883年），在陈宝琛等人的力荐下，唐炯赴越南抗击法军，他参与指挥中法战争中滇军在越南山西战场上的布防，期间擢升为云南巡抚。是年十二月，法军发动攻势，清军丢盔弃甲，军事重地相继失陷，山西失守，战局陷人崩溃境地。十年（1884年）三月二十六日，清廷大为恼怒，以“边防松懈、临敌退缩”的罪名将其革职下狱，并被押送至刑部治罪，会审定拟“斩监候”。另一说是唐炯“误闻将议和，亟还省履任。上大怒，褫职逮问，刑部定谳斩监候”。经过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岑毓英等朝廷大员的多方奔走、活动和求情，获得宽免。“久之，上意解，三历秋审，赦归”。两年牢狱生活后，唐炯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出狱，被派往云南效力，督办云南矿务，筹办铜矿，发展采铜业，专职云南矿务。史载，唐炯“偕日本矿师躬履昭通、东川、威宁铜铅各厂，疏陈变通章程，又历请减免贵州铅课，豁免云南矿厂官欠民欠，并报可。”近20年间，云南铜矿向国家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铜材，也解决了云南本省财力和广大矿民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