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肖像·历史人物：清末民国贵州彝族杰出学者余若瑔
贵州肖像·历史人物：清末民国贵州彝族杰出学者余若瑔
余若瑔，清末民国贵州彝族杰出学者、诗人、法学家。名若泉，号达父（达甫）。同治九年（1870年），生于四川省古蔺县水潦乡。光绪六年（1880年），过继给其伯父、贵州毕节彝族土司余象仪为嗣，遂来到贵州省毕节县龙场驿大屯土司庄园，自此居家焉。其家族数代书香传承，其叔曾祖父余家驹，祖父余昭、祖母安履贞，叔祖父余珍，父亲余邃初皆为彝族知名人士和诗人，均有诗集传世。余达父后来带到日本留学的两个侄儿余祥辉、余祥焮，不仅成了同盟会员，而且成了职业革命家。余祥辉加入了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参加护国、护法，战功卓著。后因戎马倥偬，积劳成疾，在上海英年早逝。余祥焮曾任孙中山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始终坚持三民主义，后因眼疾始解甲归田。余祥焮子余宏谟，是余若瑔之余若瑔之侄孙，为贵州现当代著名民族学者，历史学家和诗人。
作为大屯土司庄园的少主人，余若瑔自幼开始读家塾，由进士葛子惠授业，学习旧学，涉猎经史、古诗文辞，“崇儒、抑道、尚法，事科举”。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余若瑔参加贵州乡试不第，后连续六次乡试亦然，遂绝科举而转向新式教育。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领其子余祥桐，侄子余祥辉、余祥东渡日本求学，旨在“壮年负笈走沃京，法政钻研想治平”成为毕节最早到日本的留学生之一。他进入江户和佛法律大学，攻读法律，其本意在于营救当时受冤下狱的兄长余若煌。在日本，他与贵州最早的同盟会员平刚结识，成为好友，亦受到在日本的湖南革命志士刘道一影响（是年冬，刘道一领导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在长沙被捕，英勇不屈而被杀害，是同盟会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个会员），思想上倾向革命。次年（1907年）冬，余若瑔为舒毓熙所编《平时国际公法》写序，其序文中表述了追溯人类、国家、国际和国际法的起源等内容。宣统元年（1909年），余若瑔在东京与贵州张绎琴、吴慕姚等人以诗结交，还与中国旅日诗人、“思古吟社”的郁曼陀、刘揆一、森槐南，日本重要的汉诗社团“随鸥吟社”等诗词唱和。宣统二年（1910年），余若瑔学成回国，通过清廷秋天兴行的特科考试中举，成为法政科举人，但未获官职。因母丧，即返回家乡守孝。
宣统三年（1911年）11月，贵州辛亥革命成功，宣布独立，脱离清廷统治。余若瑔人在毕节，却被选举为贵州立法院议员，还被选为临时副议长。他听此消息，就从毕节赶到贵阳。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后，余若瑔亦在枢密院任职，参加处理军政府内部事务。后贵州发生政变，政权落人军阀之手，余若瑔远遁上海，与彝族早期革命家安健创办《斯觉报》，抨击军阀统治，宣传民主。后赴北京开设律师寓所，任专职律师，又在法政学校兼任教员。时人称他“学究申韩，辩媲苏张”，“仗义执言职附权贵”。民国元年（1912年），他担任过国民会议代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秘书等职。是年及以后，余若瑔的学术研究由法学转向儒学。民国6年（1917年）护国运动时期，他担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秘书。又在周素园的举荐下，任贵州省法制院委员，并担任大理分院推事、刑庭长。10月，辞官归隐。民国7年（1928年），余若瑔返回大屯故居，过着“小筑园林当招隐，时携笔砚校残书”的生活，全身投入学术著述，诗词写作。
民国23年（1934年），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聘请他为省政府顾问，遂率全家迁到贵阳，空暇仍然著书立说。是年，余若瑔在贵阳南通街寓所逝世，享年64岁，归葬毕节大屯故里杉木原，后迁葬黄金乡白泥塘高山之巅。平刚为余达父题写像赞：“早治经韵，穷研子史。词赋诗歌，乃其余事。邃雅堂集，传之后世。东渡扶桑，习新法制。直道彰闻，为代议士。法界任职，时赖有豸。惜不大用，溘然长逝。”周素园撰写《贵州大理分院推事余君墓表》，追叙其生平行止业绩，赞扬“高才硕学如达父，使得志遇时，已焜耀显赫于天下，固无藉于余文，即今穷愁没世，而精神意趣，一一寄托于其诗若文。达父之力犹足以致乎不朽”。时人称其为“法律名家，文学泰斗”。
余若瑔学问深湛，“读书万卷，用宏取精，工书善文，昔擅诗名”“深谙政法，尤擅诗文”。著述有《邃雅堂诗集》14卷、《罂石精舍文集》4卷、《蠖龛拾尘录》2卷、《通雍余氏宗谱》1卷和未刊稿《且兰考》1卷、《且兰野史》4卷等，均已刊行。其《邃雅堂诗集》1989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重新刊印出版。
余若瑔以诗言志，以诗论人，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前后的创作10首五古《咏怀》，表达了他的早期思考和追求，以及是非爱憎。其《咏怀》诗追溯了自孔子后的历代名人，有赞美，有称赞，有评价，有对比，有羡慕，有怜悯，有非议，有讥讽。如其一：“尼山叹道非，没为万世模。邹邑讥传食，战国大丈夫。当其生存日，众喙交诋诬。遥遥千载下，大道塞寰区。”以赞孔子、孟子，对比至圣、亚圣身前的艰辛与身后的荣耀，来激励自己。如其三、其四诗中，评述了董仲舒（“学为汉儒宗，醇正兼精敷”）、贾谊（“文为西京冠，班马资先辟”）、扬雄（“惜哉扬子云，剧美瑕白璧”）、袁绍（“扰扰袁本初，徒自夸簪缨”）等历史名人。如其九，称颂陶渊明“高旷近无偶”，“生平畏折腰”“身是羲皇人，性爱山林叟。东篱种野菊，前门植高柳”。时人认为，余若瑔的诗，使读者“可以感知他对王夷甫（空谈误国）、王安石（刚愎自信）、赵尔丰（血腥镇压少数民族，滥杀无辜）、叶名琛（纸上谈兵，大言不惭）、袁世凯（称帝冒天下之大不韪）、张勋（复辟终成笑柄）的不满或愤慨，对尹珍、诸葛亮、谢安、马周、韩愈、白居易、范仲淹、韩琦、苏轼、王阳明等古代圣贤的由衷喜爱推重”。
余若瑔所作诗文，还处处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如《致李岑秋先生书》：“瑔自束发受书，沃闻祖训庭训，颇厚望于读书明道，学古通今，卓然上企于古儒者之林。”是他愿意终身读书的心愿；《拟行路难》和《拟行路难补遗》中“君不见贾长沙，才高年少被迁逐。又不见冯敬通，雄文贞义老颠覆”则表达其怀才不遇的志向；《南征百韵次杜甫北征韵，增三十韵》中的“家国多艰虞，岂任终驽劣。意欲与世绝，废食遂咽噎。手携儿子辈，远游万里越。泛海求大药，或有生民术”诗句，暗时局混乱，百姓流离；《火车行》中所言“铁路焚轮九万里，呼吸瞬息同庭堂。浅陋矜喜迂士沸，蟪蛄朝菌终无长。果使辅轮不自坏，中国交轨仍非妨。倘以朽索驭六马，辇毂猝起皆殊方”则是对抱残守缺、阻挠社会进步者的指斥，振聋发聩。
余若瑔是贵州早期的法学理论家，他在为舒毓熙《平时国际公法》作序时，结合卢梭《社会契约论》（世界政治学经典之一，被誉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号角和福音书”）的观点，追溯人类、国家、国际和国际法的起源，慨叹“中国自秦统一以来”，“不知有国际法久矣”，“强则禽兽夷狄视外国，或卵翼而雏毂之；弱则割地迁都，甚者据而代之，而今日之外交著著失败又何足云，此皆由国人误视一国家为一世界，不知复有国际，则不特不知法，亦并忘其国矣”，希望国人能读舒毓熙的著作，“憬然悟，幡然改，将有投袂而起之日矣”。余达父在日本学的是法律，归国后想以法制救国，但事与愿违，不得不改法为儒。他在毕节，在贵州，是最早将“民权”“民主”“共和”“国际”“国际法”之类新词语带入贵州，写进诗文中的人，但他对法和法治精神的高度重视，却“遭遇了从清末到民国传统人治社会的强势狙击”，失望绝望之余，他的辞官理所当然。并在诗中表达，其《戊辰人日时园独酌》诗：“皋陶迈种德，谟训垂典编。岂知城旦书，不逮蹠蹻篇。荏苒五六棋，四民解倒悬。我无活国术，投效请归田。”乃是是其思想的真实写照。（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