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肖像·历史人物：护国战争将领戴戡
贵州肖像·历史人物：护国战争将领戴戡
戴戡，护国战争著名将领，民国时期贵州、四川省长，追赠陆军上将。初名桂龄，字循若，号锡九。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贵州省贵定县昌明区猴场堡人，为农民家庭，父戴连城，母钟氏。光绪十六年（1890年），戴戡12岁，母亲病逝。其父带着戴戡回到老家贵定旧治镇，戴戡拜镇上名师、当地宿儒郎云程为师。郎云程与戴戡一见如故，他见戴戡有表达语言能力极强的天赋，将之收为关门弟子，并与其儿子郎世香同吃、同住、同学习，“相互砥砺，经常切磋”。在郎云程的精心教导下，戴戡“苦读三年，如坐春风，进步极快，初次乡试便锋芒展露，一举考中秀才”。
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郎云程送儿子世香到贵阳，投晚清西南学派大师徐天序门下学习。郎云程因不忍戴戡被世俗生活所埋没，便借口让戴戡陪伴儿子世香读书而一同“负笈进省”。巧的是徐天序对戴戡也是一见如故。不到一月，戴戡就一鸣惊人地考得了贵州赴日留学生名额，时人有“贵定县旧治镇出神童了”之誉。戴戡得到郎云程及贵定乡绅的经济资助，赴日留学。最初就读于日本宏文学院师范专科，一年后毕业，又考入高等理化科。在日本期间结识了梁启超、蔡锷等人，并加人梁启超在日本组织的“政闻社”，为以后的政治活动打下了基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戴戡在日本宏文学院高等理化科毕业。此时，其恩师徐天序病危，戴戡便决定回国探望。之后在同乡陈国祥任堂长、熊范舆任教务长的河南政法学堂执教，分管庶务。宣统元年（1909年）回贵州襄理矿务。宣统二年（1910年），受熊范舆的举荐，并得云贵总督李经羲的邀请，到云南省经办锡业矿务，任云南个旧锡务公司总经理。宣统三年（1911年），戴戡为料理父亲丧事回乡，时值辛亥革命，戴戡因与云南省蔡锷等关系密切，又是贵州宪政预备会的骨干成员，被聘为大汉贵州军政府枢密员兼军政股副主任。此时，宪政预备会为了进一步独揽黔省大权，派戴戡亲赴云南向蔡锷“乞师援黔”。民国元年（1912年），任唐继尧时贵州军政府左参赞、黔中观察使。次年，任贵州民政长，旋改巡按使。民国4年（1915年），为云南、贵州间反袁联络人，云南独立，任护中国军队右翼军司令。次年，率护中国军队进人贵阳，鼓励黔中父老参加护国战争。率军进人四川，予北洋军重创，任中华民中国军队务院抚军。同年，任川东巡阅使，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四川省长。
民国6年（1917年），在四川与张勋特任“四川巡抚”的四川军阀刘存厚交战，史称“刘戴之战”。戴戡所率黔军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兵困无援，其部将黄大暹、张承礼当场被乱枪打死；熊其勋化装成民夫逃至简阳被川军俘虏，押回成都后被刘存厚斩首；雷飙躺在死人堆中装死，侥幸活命。戴戡战败，于7月21日，逃至仁寿县小陶家湾秦皇寺，又被川军四面包围，眼看已无生还希望，便于绝望中拔枪自杀（一说为川军吴庆熙部击毙），死前戴戡留言：“我与共和同生死，今不幸遭逆贼叛国，为贼所算，我不可受贼辱。我死后，为我语同志，恢复共和，即为我复仇也。”时年仅39岁。8月17日，北洋政府追赠戴戡为陆军上将，表彰他自辛亥革命以来“联滇定黔”“拥护共和”的功勋，以及入川后“见危受命”的业绩，同时令国史馆为立传，并由财政部拨付白银1万两治丧，灵柩运回原籍，葬于贵定县旧治镇大学坡。梁启超题写挽联：“智不感、仁不忧、勇不惧，推翻帝制，计出万全；捍大患、定大策、决大疑，有数人才，又弱一个。”
民国元年（1912年）“二·二事变”后的1月27日，蔡锷命唐继尧带兵，挥师直指贵阳，于3月2日攻古贵阳，推翻大汉贵州军政府，唐继尧为贵州部督，戴械为左参费、黔中观察使等。民国2年（1913年）11月1日，北洋政府任命戴戡为贵州民政长，后政为巡按使。由于戴戡与云贵上层关系密切，被立宪派称为“奇士”，护国战争爆发前，是梁启超、蔡锷在云、贵方面的重要联络人。民国4年（1915年），戴戡与梁启超、蔡锷等人密谋倒袁护国，参与谋划云贵起义、戴戡自此成为梁启超、蔡锷在云、贵方面的“首要联络人”，与梁启超、蔡锷的关系更加亲密，成为进步党的活跃分子。他经常与蔡锷的电联系，蔡得也向戴戡通报京中情况。9月3日，戴戡接到蔡锷“以势测之，为期不远，望早进京，共商大义”的密电，即与挚友王文华等人商议大事，并亲自“编制专用密电码”，以便“一旦发生变化”时，确保北京与贵州之间的联络畅通。之后，戴戡借与刘显世难以相处之由提出辞职，在得到袁世凯准辞后，便按照与蔡锷商量好的计划离开贵州，赴北京任参政院参政。同年，梁启超、蔡锷、戴戡等人在天津召开秘密会议，决定蔡锷、戴戡摆脱袁世凯监视尽快回到昆明，起兵讨袁。戴戡由天津到香港、蔡锷绕道日本在香港与戴戡汇合。12月18日，袁世凯电唐继尧：“蔡、戴来滇可便行事，就地正法。”唐继尧未听，反而于12月19日，迎接蔡锷、戴戡等人进人昆明。随即在都督府召开讨袁会，决定组织护中国军队出师讨袁。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成立护中国军队总司令部，戴戡任护中国军队右翼军司令。期间，先后发出《通告全国共同劝告之漾电》《为声讨袁世凯宣布独立致电各省通电》《哲告全国声明护国宗旨书》等电文，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讨袁。民国5年（1916年）1月3日，戴戡与徐进率护中国军队先遣纵队由昆明出发，当纵队进抵黔边时，遭到黔军阻挡。1月12日，纵队进通盘县县城，戴劝说驻守盘县的黔军团长易荣黔起义，参加护中国军队。易荣黔在戴戡、张彭年等人劝说下、同意起义。与此同时，云南方面恐贵州反对滇军入黔，亦增派力量声援戴戡。1月24日，戴城率纵队抵达贵阳，对贵州决策者刘显世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戴戡一方面向刘显世等介绍反袁斗争的形势，促使内部分化，另方面又积极向各界群众宣传，争取群众的支持。1月26日，戴戡在贵阳各界数千人的集会上，发表长篇演说，鼓励黔中父老当机立断。他慷慨陈词：“今日之事，非袁世凯死，即我等死而后已，岂有他哉！再论到成败一层，袁世凯既已众叛亲离，不亡何待！”戴戡的演说，道出了贵州人民的心声，得到热烈拥护。黔中人民称他是“不为爵禄所诱，除阻所难，薄富贵尊荣之参政不为”的反袁义士。他的演说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推动了贵州反袁运动的发展。
民国5年（1916年）1月27日，贵州宣布脱离袁世凯政府独立，并参加武装讨袁。次日，蔡锷、唐继尧、刘显世联合任命戴戡为滇黔联军右翼军司令，将贵州出征黔军一律改编为护国第一军右翼军，下辖东路、北路黔军。几天后的2月3日，戴戡率领刚刚组建的滇黔联军北路军梯团4000多人，在贵阳各界人士敲锣打鼓的热烈欢送下，全军在“铲除帝制，还我共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雄壮誓师声中开拔遵义，奔赴黔北门户松坎镇，投入到护国战争中的川南战场，以进攻綦江、扼守綦江，从侧翼威逼重庆，配合护中国军队川南战场整体行动为作战目标。2月8日（说13日），戴戡一行抵达黔北桐仁松坎镇，立即召开前线军事会议，并在松坎设司令部坐镇指挥。指挥护中国军队右翼北路军与北洋军曹锟部的吴佩乎旅作战。此时，袁世凯在綦江布下了重兵，在川黔交界处的兵力达五六个团，而戴戡率领的滇黔护国联军仅有两个团4000多人的兵力。2月14日深夜战斗打响，护中国军队向綦江前沿阵地吴佩乎部发动进攻。经过一个多月的鏖战，重创北洋军。期间，为了加强对敌军的政治攻势，戴戡于3月15日发表了《劝告北军将士书》，用政治宣传来瓦解敌军。为此蔡锷曾赞叹曰：“能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略地千里，迭复名城，致令强虏胆丧，逆贼心摧。功在国家，名垂不朽。”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这时广西、广东、浙江也先后宣布独立。5月，孙中山率国民党在上海发出第二次讨袁宣言，在肇庆成立中华民国军队务院，推黎元洪为大总统，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蔡锣、戴等人为抚军。加之，袁世凯的亲信四川将军陈宦等人也倒戈一击，四川、陕西、湖南纷纷宣布反袁独立。袁世凯在惊恐之中，于6月6日忧惧而死。之后，黎元洪代理大总统，6月29日颁布《临时约法》，恢复了国会，任命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并宣布历时两年的护国战争胜利结束。
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委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同年7月7日，北洋政府也任戴戡为贵州省省长。鉴于护国运动前在贵州巡按使任上曾遭刘显世排挤，此时此刻刘显世的势力仍然很大，戴戡不愿意任贵州省长，通过梁启超的疏通，加之护国有功，改任川东巡阅使。后蔡锷以病辞去四川督军兼省长职，北洋政府于9月13日任命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10月7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戴戡为四川省长，戴戡遂在重庆、綦江一带扩充黔军实力。民国6年（1917年）5月，北洋政府发生了“府院之争”。6月8日，安徽督军张勋率“辫子军”入京，解散国会，逼大总统黎元洪下台后。7月1日张勋拥立溥仪复辟旧制。孙中山号召西南各省出兵讨逆。戴戡及时得到梁启超电示，当即通电反对复辟，拥戴共和。7月3日，张勋以议政大臣名义特任四川军阀刘存厚为“四川巡抚”，授三等男爵。但刘存厚因反对复辟之声猛烈，不敢轻易就任，暂存观望之态。这就给戴戡进攻刘存厚提供了口实。此前，戴戡以邮电检查为名，控制了刘存厚与外间的通讯联系。同日，戴戡率黔军熊其勋部进驻成都皇城，并立即督军署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通知刘存厚到皇城以应对张勋复辟而共商国是。但是刘存借口他由派代表吴绍良参加会议。戴戡要刘存厚的代表吴绍良明确表示对张勋复辟的态度。吴因未得到刘存厚的指示，不置可否，却王顾左右而自他，请求撒销邮电检查。戴戡不允，坚持要刘存厚的军队立即移驻川北，双方因此剑拔弩张。戴发急电唐继尧、刘显世，主张“合滇军力”，对刘存厚“先予痛剿，免碍进行”。7月4日，唐继尧、刘显世、周道刚、熊克武联名通电声讨张勋。北洋政府的段祺瑞也虚张声势发出讨逆。刘存厚得知这一消息，慌忙发出反对复辟通电，在舆论上争取主动，使戴戡失去讨伐口实。但此时戴戡进攻川军的准备已经充分。7月5日，川、两军在成都发生战斗，酝酿多时的“刘戴之战”终于爆发。以戴戡为首的黔军先发制人向市内川军发起进攻，以7个营的兵力扑向川军。而此刻滇军却按兵不动，一心想待川、黔两军精疲力竭时，再卷土重来。黔军得不到声援，而川军却在源源不断地由2个营猛增至5个团，向黔军反攻，黔军很快陷于被动局面而被打败。7月15日，戴戡见滇军未到，走投无路，同意由四川省议会调停，自愿交出省长、督军、会办三颗印，请求允许败军退出成都。7月20日，戴戡“苦守十三日，终致不支，乃挂印于省议会，乔装突围，出南门”，退出成都，沿途遭遇川军伏击。7月21日，行至仁寿县附近的秦皇寺，兵败自杀。此次“刘戴之战”，戴戡部“熊其勋、张承礼、黄大暹与俱死，黔军五千人覆没。是役，毁民宅三千余，百姓死伤六千余”。（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