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肖像·历史人物：徐天叙：杏坛名贤 刹那芳华
贵州肖像·历史人物：徐天叙：杏坛名贤 刹那芳华
徐天叙生于1876年。他从年轻时候起，就在贵州士绅阶层里崭露头角，谋事有成。
徐天叙他们这一代是贵州历史分野中最后一代为封建王朝送终的士绅群体。
1894年，在京城任翰林院编修的严修，经李端棻与张之洞举荐，奉旨抵贵州任学政。在离京赴黔的途中，他获悉了清军甲午海战中大败于日本的消息。深感学兼中西，“师夷长技”，是救国之计。尤以改革教育为当务之急。到贵州后，他把教学改革的试点放在历史悠久的学古书院。1897年学古书院招生，从全省3000多名报名学子中遴选出46名优秀者，徐天叙是其中一员。
徐天叙在学古书院的学习生涯几无记载。在严修的日记里偶有提到他，有学习勤勉之意。
1898年徐天叙离开学古书院后，就东渡日本留学去了。
徐天叙抵达日本后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的经济系，在1902年完成学业回到贵州。他带回的外部世界的信息，对贵州有深刻影响。从全国范围看，包括徐天叙在内的各地学子，把人种相近、文化相近、历史际遇相近的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以后变革图强成功的历史经验带回了国内，引起国内从朝廷大员到民间精英的深刻反思。
从1906年往后的几年里，徐天叙多次往返日本。
徐天叙多次赴日的缘由有几个。其一，徐天叙由日本留学返回贵州短短的几年，着力兴办教育，取得卓著成果。身边已聚集一批门生。分别来自于他亲自执教的兴义笔山书院、贵阳时敏学堂和师范传习所。其中的佼佼者，有后来成为民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成为四川省长的戴堪、成为民国政府交通部长的王伯群、成为国民革命军中将副军长的李毓华等等。当时他们都热衷到日本留学。徐天叙承担了帮助他们联系学校、安排行程和接洽在日生活事宜。其二，他推动旅日的门生，组织了在日贵州籍学生社团时敏同学会。鼓励门生广泛接触在日的华人杰出人士诸如梁启超、秋瑾等等，边学习边思考中国的变革图强之路。门生戴戡等人与秋瑾等革命志士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其三，他继续深入考察日本法政，和贵州籍老友张协陆、熊范舆、姚华、张彭年等等相聚，与当时的华人领袖人物孙中山、梁启超等互动，研究探讨中国的前途和道路。随着思考的深入，徐天叙和熊范舆、张协陆等人的思想与梁启超等人的渐进式立宪救国主张更为接近，形成日后贵州清末重要政治团体宪政预备会的思想基础。
徐天叙中西融合的教育背景，使得他具有宏阔的视野，并掌握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教育方法。从日本学习结业回到贵州，他的主要事业就是践行教育救国理想，成为封建教育向近现代教育转变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徐天叙他们一代贵州士绅，就是在封建政权摇摇欲坠，封建传统依然浓厚，社会思潮混乱不堪的时代背景下，开始贵州教育变革的艰难探索，与贵州在外为官返乡或有留学背景的学者士绅们一起，承担起改革书院、学馆，建立现代学堂的时代使命。1902年，徐天叙邀约他当年在学古书院的老同学蔡衡武、张协陆创办了时敏学堂，徐天叙任堂长（校长）。校址选在大南门的潮音寺，亦叫永祥寺，毗邻今黔明寺。这里因清末社会动荡，僧人离散，正是空置。当时徐天叙居住的宅院在大马槽，即今博爱路附近的复兴巷，距时敏学堂步行5分钟路程。民国后期这里是南明小学校址。到1958年大建设时期，这一带景观大变。开建了遵义路、朝阳桥和邮电大楼。现在的喜来登酒店，就建在贵州早期教育发祥地时敏学堂的旧址之上。有史料记载“1905年，徐天叙、陈廷策、陈廷棻、鲁秀阶、张协陆、陈筑山、顾以明、张彭年、刘铭斋等创办时敏小学堂”。其实这是徐天叙1905年从兴义笔山书院去职回到贵阳后，与以上同仁重振时敏学堂，而非初创。时敏学堂是贵阳近代教育变革的先行者。
除了时敏学堂徐天叙等人，贵阳的其他名绅，如黄齐生、凌秋鹗、张忞、彭述文、平刚、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张百麟、白铁肩等等，“癸卯学制”以后，也纷纷举资出力，投身教育事业，创办新式学堂。与时敏学堂几乎同时兴办的有乐群、达德、正谊等男子初等学堂。后来又有广益、自奋、崇德、光懿、蕴真、培德等男女兼收或只收女子的学堂出现。为节省办学经费，当时的官绅乡贤，多借助城区里闲置的会馆、祠堂、庙宇用来办学，这是当时贵阳办学的一大特色。如时敏办在潮音寺，达德办在忠烈宫，崇德女子学堂办在光华庙，官立第二初小办在药王庙等等。这些祠堂庙产的利用，促成了贵阳近代史上教育的兴盛。
1904年，徐天叙又受邀前往兴义，执掌笔山书院。
兴义笔山书院历史悠久，其时由当地名绅刘官礼重建。1899年，他请到任贵阳学古书院山长的黔中巨儒，徐天叙的恩师雷廷珍督导书院。此后，雷廷珍应两江总督张之洞之邀，赴任武汉两湖书院山长，北上途中病逝。
刘官礼又请到与徐天叙学古书院时期的同学姚华、熊范舆、张协陆等主理笔山书院。后遇广西会党袭扰兴义，姚华等人避难撤回贵阳。到1904年前后，姚、熊、张等人都要北上参加进士科考，姚华向刘官礼极力推荐徐天叙前来执掌笔山书院。徐天叙安顿好时敏书院的教务，束装就道，前往兴义。
到兴义后的1905年，适逢笔山书院按政府要求改制为新式学堂“兴义高等小学堂”。徐天叙坚持“德育为先、知行合一”的办学理念，注重经世致用，课程设置涵盖国文、算学、博物、地理等新学科，兼设体操、音乐课程，教学方法亦由灌输式转为启发式。他既管理校务，又兼任老师。还在书院后山新建教室、图书室、仪器室、仓房等。从日本购来博物样本，生理标本，物理、化学仪器等，大大提升办学条件。他开放办学，每月一次邀地方名贤和学生一起开演讲会，很受社会好评。兴义县史记载，徐天叙“不囿于一派一学之门户，很了不起。正所谓名师也”。
在徐天叙和他的恩师、老友前赴后继的努力下，笔山书院（兴义高等小学堂）学生学业精进，走在了时代前列，是书院作为传统教育机构向近代学堂转型的典型成功案例。培养出了一批兼具传统修养与现代知识的人才，为社会变革注入了持续动力。
1905年，贵州省第一所高级中学“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面向全省统一招考。徐天叙带领13名学生，负囊行走13天，来到省城参加统考。考试结果张榜公布，第一到第十三名，全部被徐天叙带领的兴义学子囊括。轰动全省。稍后，徐天叙的另一批笔山书院弟子何应钦、李毓华、刘若愚、李培藩、刘开汉、李儒清等6人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清末贵州军事专门学校贵州陆军小学堂。何应钦的军事生涯由此开端，后被授予一级陆军上将。
通过这次考试，十三名兴义学生全部被通省公立中学录取。并且，该校还一定要礼聘徐天叙留校任教。通省公立中学的创办者李端棻、任可澄、华之鸿、于德楷、何麟书等等，都是徐天叙的前辈或同学老友，他只得向刘官礼请辞笔山书院教职，又返回贵阳继续教育事业。
徐天叙回到贵阳，任职通省公立中学，并继续打理时敏学堂，教书育人，工作繁忙。但阔别省城一两年间，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有一件关乎贵州教育长远发展的事，萦绕在他的心头。《奏定学堂章程》推行几年后，贵州新学发展很快，初级学堂和高级学堂有了几百所之多。但大多数州府乡镇学校换个牌子，仍以原来的学堂和私塾的师爷充任教师，教育思想，教学方式跟不上时代。长此以往，新学有名无实。正逢清廷下文要求各地加快推行新政，需有政绩上报。巡抚林绍年苦于无从下手。徐天叙听闻此事，正合他思虑的心事。于是他拜谒林绍年，提出以办师范培训入手。他建言：“各府、厅、州、县的举贡生员，讲文章德通是精道的，只是不懂教授法和管理法以及数学和自然科学。最好举办师范传习所，由抚署命全省各府、厅、州、县各资送数名优秀人员来省传习；毕业后回到学校；他们既来省学过，办法和教法也比较一致。”林绍年对此建议大加赞赏，拍板在贵阳成立师范传习所。他立刻奏请朝廷，将省城的贡院改为师范传习所办学地点。并将此事交徐天叙从速筹备。
筹备过程中，徐天叙感到自己的科考资历只是个举人，要号令全省师爷恐声望不够。后由在京曾任内阁中书的唐尔镛担任。传习所筹建迅速推进，于1905年10月开班。原内阁中书唐尔镛任传习所监督，徐天叙任监学，原内阁中书任可澄担任文史学长。招收120人，多数为原省内各地私塾师爷，他们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批正式的师范生。因贡院场地狭小，传习所一度迁到贵山书院。1907年，时任贵州巡抚庞鸿书将传习所迁往雪崖洞。民国成立后改称“贵州省立师范学校”，1935年又易名为“贵州省立贵阳师范学校”。以后这里是贵州教育学院院址。任可澄、唐尔镛、徐天叙、乐嘉藻等人开创的贵州师范教育，百余年来，薪火相传，德馨百代，造福乡梓，功在千秋。
十年的教育生涯，徐天叙的学生迅速成长。笔山书院、通省公立中学的弟子，以及省内慕名投奔的一些学子，逐渐完成学业，纷纷跨海留学。徐天叙身兼数职，公务繁忙，还数次赴日本帮助学生拓展事业。极度透支耗尽了他的精气神，英年早逝。他36岁的生命历程虽然短暂，但刹那芳华的一抹光亮，永远留存在贵州教育史上，让后辈追忆怀想。
在贵州教育史上，徐天叙等人是最早接触西方社会，把西方的科学知识传授到社会最年轻的人群，把西方的教育方法运用到最基础的教学机构的一代教育家。但他们殚精竭虑的奋斗精神，敦厚文雅的风骨品格，和对这片土地深切的爱，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熏陶。他的三个子女徐绍彝、徐幼彝、徐舆辉，早年都以教育为业。到了的我母亲这一辈和我们这一代，亦有多人长期在教育领域教书育人。1984年，中共贵阳市委和贵阳市政府授予徐氏后人“教育世家”匾牌，以彰既往。面向未来，四代相传的教育世家，有责任守住先辈传承的历史根脉。（作者为贵州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贵州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何京 徐天叙是其外曾祖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