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肖像·历史人物: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王伯群

  王伯群,反袁护法运动主要参加者、领导者之一,南京国民政府首任交通部部长,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人。名文选,字伯群,以字行。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贵州兴义县下五屯镇景家屯人。祖籍江西,入黔始祖王玺,在明初朱元璋“调北征南”战役中,随定南侯景双鼎进入贵州。景双鼎率军攻克今黔西南一带,屯兵黄草坝(现兴义市中心黄草坝镇)。卸职后,选中兴义南郊一块山间槽地“筑屋置地,安度晚年”,兴义“景家屯”因此而得名,至今,景家屯仍有景侯爷墓。王玺也之落户景家屯,是为景家屯王氏,遂家焉。至王伯群父亲王起元这一代,修建了王氏庄园,约在太平军进入贵州那段时间,王起元“集练乡团,筑固防守,闾里籍以自保”。王伯群生母刘显屏,为刘官礼长女,刘显世的胞姐,生有王伯群及其弟王文华。王伯群家与刘显世、何应钦为兴义三大家族,因姻亲而联系在一起。民国20年(1931年),王伯群与保志宁在上海沪西徐园结婚,婚后居所为愚园路王伯群私邸。生有一子四女子王德辅,最小的女儿叫王德龄,后均移居美国。

位于贵阳市南横街片区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王伯群故居)。 瞿宏伦 摄

  资料图:位于贵阳市南横街片区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王伯群故居)。 瞿宏伦 摄

  王伯群少年时就读兴义笔山书院,学习《易经》《尚书》,又学阳明学、四书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时,其父去世,师从姚茫父、范舆、徐叔群,攻读《孟子》《左传》和数理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贵州巡抚沈瑜庆选派第一批赴日本留学生,王伯群由兴义县选派为公费生,即赴日本。先入宏文学院政治经济科,后入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再入中央研究院深造。

  留日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活动。其后又结识了被清政府追捕逃往日本的章太炎、梁启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王伯群回国,在上海加入章太炎、程德全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发展革命势力。应章太炎之邀,大共和日报》报社经理。后梁启超在北京组织进步党,王伯群任进步党干事。民国2年(1913年),王伯群离京回到贵州,任贵州护军使署参赞。民国4年(1915年)10月下旬,王伯群前往天津,参加蔡锷召开的反袁会议,会后回到云、贵。是年12月,护中国军队政府在云南成立,通电反袁。民国5年(1916年),贵州宣布独立,王伯群任贵州督军府总参赞及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等职。民国6年(1917年),北洋政府任命王伯群为贵州黔中道尹。民国7年(1918年),王伯群参加广州护法军政府,以广州护法军府议和代表身份赴上海出席议和会议。民国9年(1920年),王伯群孙中山回粤,恢复军政府,在广州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民国10年(1921年)3月,王伯群被任为贵州省长,未到任。民国13年(1924年),孙中山倡议南北协商,和平统一,王伯群随同孙中山北上,奔走各方。是年,王伯群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任董事长,后任校长。

  民国14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回上海继续活动。民国15年(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王伯群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民国16年(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王伯群任政治会议委员、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及招商局监督。民国21年(1932年),王伯群辞去交通部长职。抗战军兴,多所大学内迁,大夏大学也于民国29年(1940年)迁到贵阳。民国32年(1943年),王伯群当选国民政府委员,连任中央执行委员、国史馆筹备委员。抗战期间,王伯群在贵州极力筹办实业,先后发起组建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等。

  民国33年(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因胃溃疡病逝于重庆陆军院,享年60岁。归葬重庆嘉陵江边猫儿石处永安公墓,为石头水泥墓,面对嘉陵江,碑文阴刻仿宋体“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吉立、中央委员民国政府委员显考王公讳伯群之墓“等字样。民国政府于民国34年(1945年)1月25日发表褒扬令:“国民政府委员王伯群,性行端谨,学识宏通。自讨袁护法诸役,无不奔走策勉,克襄大业。首都奠定,入掌交通,规划设施务臻完善。溯后息赞枢府,献替尤多。比岁殚心教育,为国储才,学府西迁,备极劳瘁,国难未已,依畀实深,遽用溘逝,易胜轸悼,应予明令褒扬。生平事迹,存备宣诸国史馆,以彰忠荩,此令。”遗著有《交通事业改革方案》《电政设施三年计划》《航政建设纲要》《伯群文集》等。

  民国元年(1912年),王伯群离京回到贵州,任贵州护军使署参赞。民国3年(1914年)3月,王伯群以贵州议员身份参加北京约法会议回到贵州后,开始积极从事反对袁世凯活动。先是,民国建立后,贵州虽然改革了旧的巡防营军制,另建新军,但仅有王文华任团长的黔军第1团,难以担负重任。故王伯群从北京回来,即向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建议黔军扩建6个团,得到刘显世认可。王伯群又建议多方延揽军事人才,并与时任该团团副卢焘见面,将贵州扩军目的及反袁密谋告诉卢焘,卢焘即发函昆明召集在云南讲武堂同学李雁宾、胡瑛、范石生、洪鹤年、朱泽民、杨复光等10余人相继入黔,为扩军作军事干部准备。

  是年底,由贵州护军使署通令各县招兵,将巡防营的3个营官兵编入新军。至次年春,6个团建成。民国4年(1915年)4月,为了培训基层干部,又成立模范营,由卢焘任营长,分期分批培训下级干部。后模范营全体学员分配到各团充任连、排长,黔军素得以提高,成为后来护国战争获胜的骨干力量。由于扩建6个团,军饷、给养、武器装备等开支增大,财政困难益增。王伯群建议刘显世由财政厅以税收向银行作抵押,发行黔币200万元,缓解了财政困境,又解决了扩军费用。10月下旬,王伯群应蔡锷、梁启超之邀赴天津谋划反袁大计。此次会议确定了滇、黔反袁武装起义的方案,决定在袁世凯称帝时云南即宣告独立,1个月后贵州响应、两月后广西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夺下四川,以广西之力平广东,约3个月后会师湖北、定中原。会后,王伯群带着梁启超亲笔草拟的滇、黔两省起义时发布的通电、檄文稿《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通牒》《云南宣布独立电》《贵州宣布独立、滇黔共同讨袁电》《云贵致各省通电》《云贵檄告全国文》等经香港、越南先回滇黔,作起义准备和策动贵州起义;梁启超负责策动广西,薛锷负责策动云南。是年12月,袁世凯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步伐,组成“筹安会”,通今各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国体,恢复帝制。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登极”,受百官朝贺。14日,王伯群辗转到达昆明,将天津会议情况告唐继尧,但唐迟疑不决。17日,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也到了昆明,与王相见,共同促唐反袁。19日,蔡锷几经周折亦抵达昆明。

  此时,云南军民反袁情绪高涨,起义时机已经成熟。蔡锷、唐继尧随即主持召开起义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李烈钧等及已举行三次反袁秘密会议的云南中下级军官代表参加。贵州方面,王文华派李雁宾出席会议。次日,王伯群、戴戡、李雁宾代表贵州参加歃血为盟的宣誓。23日,云南向北洋政府发出警告电,25日,通电全国云南独立,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护中国军队政府,誓师讨袁。

  云南虽已宣布独立,出兵讨袁,而贵州执政当局却迟疑不决。刘显世一面向袁世凯表白,一面劝阻护中国军队入贵州,还派其堂兄刘显潜新成立的4个巡防营布防于威宁、水城、盘县一带,以防堵护中国军队取道贵州入川。

  王伯群先后到兴义、贵阳,向刘显潜、刘显世兄弟陈述护国大义,希望他们停止对护中国军队的敌对行动;应护国反袁,迅速发兵,拒袁军于省外。民国5年(1916年)1月25日,刘显世召开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王文华等说服了反对派,达成了共识。27日,贵州宣布独立。为解决护国黔军军饷困难,王向刘显世建议,中国银行贵阳分行与北洋政府脱离关系,下令向该行借款30万元交财政厅作发军饷之用,以解护国黔军的燃眉之急,从而促使资州护国战争拉开序幕。黔军分别戴戡、王文华的率领下出兵川、湘、鄂,王伯群即任贵州督军府总参赛及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等职。

  民国5年(1916年)3月,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被迫退位,6月6日身亡。民国6年至民国7年(1917年至1918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联合西南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又称护法战争。王伯群来到广州,参加护法军政府,以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身份赴上海出席议和会议。民国8年(1919年),王伯群与其弟王文华为使南方政府调兵方便,建议修筑柳州到重庆铁路,事前并得到刘显世认可,王代表资州与外商签了合同。但到正式签约时,贵州省议会对铁路建成10年后的收益分配提出质疑,以筑路之外的借款事前没有协商为由,反对签约,建铁路之事未成。时以王文华为首的贵州少壮派军人以军队粮饷被扣进行兵变,逼迫省财政张张协陆公布收支账目,张协陆自杀。民国9年(1920年),护法战争结束后,王伯群跟随孙中山回到广东,恢复军政府,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

  民国10年(1921年)3月,王伯群弟王文华于上海被刺身亡。不久,王伯群被任为贵州省省长。但因袁祖铭“定黔军”已入据贵阳,他行至铜仁,未到任即与窦居仁转赴上海,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即随同孙中山北址,奔走各方,倡议南北协商,和平统一。民国15年(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王伯群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

  次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王伯群任政治会议委员、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及招商局监督。时因军阀混战,连年兵祸,各项交通事业百废待兴。王伯群上任后,拟定了交通事业革新方案,主张振兴铁路,统一邮政,创办航空,发展电讯,整顿交通教育,并拟定了具体办法。在任中身体力行,致力于交通改革,发展民族交通事业,多有建树。在其任上,国民政府收回自由外人主持之财政,免去法国人铁士兰邮政总办职;建立财政储金汇业局和真如国际大电台;取消外国人在国内设立的电信营业局,设立国际电信局;开设南京、上海、武汉、青岛等地自动电话;将建设委员会在各地所设之无线电台收归交通部统一管理;接收英国人所设烟台、威海卫水线收发处;将招商局收归国有;恢复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停正海关、海乡的航空管理局,创设航政局接管其事,推行新政;设立沪、蓉航空管理处,开通定期航班,并与美商合办中国航空公司,与德商合办欧亚航空公司;订立重要交通法律、法规。是时,航空方面已有一定系统,完成立法程序。而电信条例、财政汇兑国立法及邮政储金法已颁布施行。

  民国13年(1924年),厦门大学发生学潮,该校部分教授及学生来到上海,无学校可读,求助于王伯群。他与前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等协商,决定创办一所大学收容学生。王伯群先捐2000银元作开办费。邀请知名人士马君武、吴雅晖等7人组成校董会,王被推选为董事长,聘马君武(德国柏林大学化学博士)任校长,校名定为“大夏大学”(即现华东师范大学前身。1951年10月16日,在大夏大学原址上,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为基础,调进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等高校的部分系科,创办了华东师范师大),为“光大华夏”之意。临时租宜昌路115号为校舍,当年6月1日开学。王伯群手订“三苦精神”(职工苦干、教授苦教、学生苦读)、“师生合作”及“自强不息”作为校训。民国16年(1927年),马君武因筹备广西大学辞去大夏校长职,王伯群任校长,欧元怀任副校长。大夏大学创办之初,因无固定校址,租房作为室。

  民国18年(1929年)春,学校学生已逾千人,租房已不能容纳,王慨然捐出白银7万两,贷款30多万元,于次年在中山北路梵皇渡建成占地300亩校舍,包括教学大楼、大礼堂、理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医疗室、疗养院、教职员宿舍、男女生宿舍、饭厅、浴室等建筑群及一条蜿蜒秀丽的校河等。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称。

  抗日成争开始,大夏大学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庐山联大以原师生为主,贵阳联大以原大夏师生为主。后庐山联大迁重庆,与贵阳相距不远,遂解除联合,恢复原校名。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后,借次南门外讲武堂营旧址上课。民国29年(1940年),王多方劝募,择定于贵阳城郊花溪辟地1000余亩为固定校址。民国31年(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引起大夏师生强烈抗议。王当即赴渝奔走各方,商诸各校董,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终得维持大夏大学体制不变。民国33年(1944年),日军窜扰黔南,王伯群安排大夏全体师生迁往贵州赤水。大夏大学在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原址。民国35年(1946年),大夏大学校董会提议,为了纪念王伯群校长,就在原校丽娃河畔建“思群堂”。

  至今,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里依然保存着这栋建筑。2015年,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编撰出版《王伯群与大夏大学》,通过解密王伯群执掌大夏大学馆藏原始档案,呈现民国时期这所著私立大学发展历程,全面发掘王伯群对大夏大学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贡献。是书主要包括王伯群生平述要、与大夏大学关系之编年纪事,王伯群创建、经营大夏大学的各种活动记录、讲话、书信、公文往来等内容。(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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