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肖像·历史人物：民族资本家刘熙乙
贵州肖像·历史人物：民族资本家刘熙乙
刘熙乙，实业家、金融家、民族资本家，贵州银行总经理。名光远，以字行。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贵州毕节县白泥井马老五箐人。父刘泽清，号维周，母康氏名道淑，靠祖遗极少土地并向土司安姓租佃土地耕种为生。
刘熙乙早年曾随父务农，原是贫苦农民家的子弟。十五岁时，乡人赵尊三来城在威宁街“天后宫”设馆教学，刘熙乙入馆读书。在此之前，幼年曾在农村私塾读书三年，因家事坎坷而废止。赵先生在城三年返故虽，刘熙乙就没有再读书了，仍随父母做小生意。民国18年（1929年），刘熙乙利用给农民写春联得到的20元钱和借来的35元钱着本，从乡下购买农产品进城出售，从城里买土布下乡销售，逐步积累资本1000元，在毕节大横街开设了自己的隆昌永香烟铺，开始他的商业之路。民国22年（1933年），刘熙乙积累资本已经在毕节大横街开设了百货商店，取名“新升”，为毕节前所未有，不到一年，获利已达数倍。民国25年（1936年），他与本地商人刘玩泉共同筹办新记盐号，自任经理，随之发展到水城、大定。至此，刘熙乙已成巨万富豪。
民国26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此时的刘熙乙刚过而立之年，却已从小商贩转变成为毕节城里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民国28年（1939年），刘熙乙前往贵阳，任永岸盐号贵阳办事处主任。民国32年（1943年），刘熙乙与刘玩泉开设了贵州首家私人银行——聚康银行，由刘玩泉任总经理，刘熙乙任协理，这是贵州历史上第一个由私人开办的银行。该行开办费为股金一千万元法币，在贵阳和贵州部分县份，以及四川的重庆、内江等地都设有分支行。民国31年（1942年）至民国32年（1943年），刘熙乙任聚康银行常务董事兼协理（副总经理）。
民国31年（1942年），刘熙乙应贵阳民教馆的请求，出资在贵阳六广门修建篮球场一座，命名为“维周篮球场”，由书法家任可澄书写场名，刻于大门石柱上。新中国成立后，此球场改名为贵阳市第五篮球场。民国33年（1944年），继任常务董事兼经理。聚康银行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以食盐运销行业为主要对象。同年，以刘熙乙为代表的永岸盐号向贵州银行投入股金法币140万元，为商股中仅次于贵州企业公司的大户。民国34年（1945年），在贵阳出资办《力报》。民国37年（1948年）3月，谷正伦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后，因《力报》言论对其多有指责，迁怒于刘熙乙，想法要惩治他。同年6月，谷正伦指示省政府会计长要刘熙乙垫钱代购黄金800两，遭到刘熙乙的拒绝。遂以贵州省银行账目不清为由，将刘逮捕。8月，贵阳市地方法院以贵州省银行设有“内账”为由，判处刘熙乙五年徒期，在关押了百余天后，经贵州一些名流疏通，刘熙乙得以取保出狱就医。取保就医期间，他曾提出上诉，但未有结果。而此前，聚康银行常务董事刘玩泉也因刘熙乙一案涉案被捕，致使聚康银行信誉受损，至此出现经营不善业务下滑趋势，并于民国38年（1949年）10月起清理结束业务。是年6月，谷正伦又以刘熙乙出钱支持的《力报》主要负责人，涉及当年2月发生的修文农民暴动案为由，欲置刘熙乙于死地，幸得贵州全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深夜通风报信，刘熙乙方得出逃，流亡成都。其后，在成都以开办织袜社为业。
1949年11月15日，贵州解放。1950年，刘熙乙胞弟刘裕远奉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素园及贵阳市人民政府市长秦天真之命，劝其回贵阳工作。1951年，刘熙乙从成都回到贵阳，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从事经济建设工作，积极筹办新民麻袋厂、宏达针织厂等实体经济企业，并对之前的南明烟厂加以整理变革，力求为贵州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尽一己之力。
1952年初，刘熙乙因突发脑溢血而辞世，享年47岁。2009年，毕节市政府为纪念这位热心公益事业的民族资本家树立了一座铜像，以供世人瞻仰。
抗战军兴，国民政府迁驻重庆，人才、技术、资金都迅速涌向西南，从各沦陷区逃难而来的“下江人”相继增多，贵州的工商业因此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刘熙乙以其商人特有的洞察力和精明能干，充分把握、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使其产业不断扩张，资本不断增值，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实业救国”梦。民国26年（1937年），刘熙乙出任永边销区官盐运销营业处毕节分理处经理，同时与特货商人李文裳合资经营义生号。民国28年（1939年），刘熙乙前往贵阳，任永岸盐号贵阳办事处主任。翌年，永岸盐号总管理处迁贵阳，在贵阳福德路（今富水路）没“贵州永边销区官盐运销营业处总管理处”，刘熙乙任总经理。
永岸盐号在刘熙乙的主持下，改变旧的管理制度。设疆稽核处，对各分支处站进行监督；改旧式记账为新式簿记；购买汽车成立车队，在川滇东路和清毕路上用汽车运盐；制订职工守则，按物价指数逐月核发薪金；每年召开一次业务会议，研究和改善经营方法；先后举办四期“从业人员训练班”，培养会计和业务人员；适当注意改善职工生活。采取这些措施后，永岸盐号盈利日增。抗日战争期间，吴鼎昌主持黔政，四大家族财团的魔掌伸到贵州。以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为后台、以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圃为指挥者的大业公司，垄断了贵州盐业的大部。川盐入黔分为仁（怀）、綦（江）、涪（陵）、（叙）永四岸，除永岸为刘熙乙主持外，余三岸均为大业公司接办，贵州商家利益受到严重打击。此时刘熙乙站出来，联合各岸盐商向国民政府力争，反对大业公司的吞并，并得到贵州知名人士王伯群、邓汉祥等人的相助，最后成功收回了仁岸食盐运销权。
刘熙乙早年曾熟读近代维新变法政论家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受郑氏“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的进步思想启蒙，醉心于实业救国。他认为，贵州经济落后，想要改变此种状况，必须发展工商业。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刘熙乙投入大量资金或参与集资筹股，兴办各种企业。民国28年（1939年）到民国38年（1949年）10年间，他创办经营的企业多达20多个，计有济时商号、贵阳照明印书馆、毕节新黔烟厂、贵阳南明烟厂、重庆南明厂、汉口南明厂、贵州裕民盐井公司、永岸盐号、仁岸利民盐号、聚康银行、贵阳泰和酒厂、汉口义孚木业公司、中兴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新黔、恒恒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毅泰公司、恒毅制蛋厂、中国新民盐业公司、贵州物产运销公司等。除上述企业外，他还投资赞助了不少工矿企业和金融事业，如湖南辰溪炼油厂、贵阳福田玻璃厂、贵州水利林牧公司、锦屏益民公司（采汞矿）、四川建设银行、重庆“江庆”银号等。他以贵州为出发点，将企业延伸到上海、武汉、广东、四川、云南、福建、广西、香港等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贵州经济的发展。
民国32年（1943年），刘熙乙与刘玩泉开设了贵州首家私人银行——聚康银行，由刘玩泉任总经理，刘熙乙任协理，这是贵州历史上第一个由私人开办的银行。该行开办费为股金1千万元法币，在贵阳和贵州部分县份，以及四川的重庆、内江等地都设有分支行。民国33年（1944年），刘熙乙继任常务董事兼经理。聚康银行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以食盐运销行业为主要对象。同年，以刘熙乙为代表的永岸盐号向贵州银行投入股金法币140万元，为商股中仅次于贵州企业公司的大户。民国34年（1945年），杨森任贵州政府省主席，杨森深知刘熙乙的实力，拟聘其为贵州银行总经理。是年3月7日的《贵州日报》载文评说：“……（刘熙乙）三十四年三月接任贵州银行总经理，手订五年计划，以为开发本省地方生产事业，扶助政府完成贵州金融网。未及期年，该行业务已有长足之发展，分支机构扩充至30个之多。”民国36年（1947年），贵州银行改组为贵州省银行，刘熙乙仍任总经理，同时奉省政府主席杨森之命，调省行资金充实大川银行，被迫合办大川银行，旋任该行董事长。先是，杨森指使他的旧部属、当时贵州省公路局局长夏炯（夏斗枢）威逼刘熙乙与其合伙搞四川大川银行。大川银行原是杨森与另一四川军阀王瓒绪合股经营的，因业务不振，杨提出由刘出资退还王瓒绪的股本，改由杨刘二人台伙经营。事关重大，刘提交他的“智囊团”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上策，不管不问，中策，只出人，不出钱，下策，既出人又出钱，后果不堪设想。”刘熙乙在讨论中认为走中策为好。但夏炯不放手，最后警告刘说：“你到底要钱还是要命？”刘迫于权势，不得不出资金法币6亿元，约合黄金近1万两之多，用作“保命钱”。后来，杨森调任重庆市市长，加之刘熙乙被谷正伦陷害入狱，杨森便将刘在大川银行的全部资金占为己有，并将刘熙乙派任的该行总经理颜泽溥撤职。自民国30年（1941年）至民国35年（1946年），刘熙乙皆为贵州银行常务董事，其中，民国34年（1945年）3月至民国37年（1948年）5月，兼任贵州银行总经理。刘熙乙也因此被誉为“贵州金融界巨擘”，以黔商领军人物蜚声于西南各省工商界。这期间，刘熙乙还先后担任过贵州企业公司董事、贵州省参议员、贵阳中央日报常务董事、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20世纪40年代，刘熙乙已是百万富翁，但他与其他富商巨贾不同，勤俭节约，烟酒不沾。他自知文化不高，认为无真才实学不足以立业。故分别聘请贵阳名宿王仲肃教授中文，聚康银行专员何克昌教授英语，西南运输处工程师路某教授法语。他谨遵孙中山“作大事不作大官”之训和周素园“应化私益为公益”的教诲，努力社会事业，热心公益，先后出资创建了毕节私立弘毅中学和白泥井小学，并设立维周助学金，资助家乡子弟读书，为家乡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由其资助的刘淑一，后来成为中国科技大学著名教授和中国科技界的泰斗，1951年与复旦大学苏步青、中国科学院华罗庚、清华大学钱伟长一道被国家高教部聘为首届研究生导师。
刘熙乙长期捐助大夏大学、花溪中学、贵阳民教馆办学；发放救济金，收养孤寡老人；为丰富贵阳人民的文化生活，还出资买断了《力报》发行权，并将《力报》变为贵州全省闻名的左翼报纸；为打开家乡民众的信息通道，他在毕节创办了《西黔日报》。此外，他还出资购买滑翔机一架，以其父之名“维周”命名，投入抗日战场为抗战服务，为此，《中央日报》记者曾撰文称：“刘熙乙是一个年青的实业家，是贵州最有希望的人。”这当中最为令人感佩的是，民国33年（1944年）11月至12月间，黔南事变发生后，当时的黔桂边区总司令兼贵州前敌总指挥汤恩伯，虽有20万部队，却不敢与日寇一战，惊惶失措，还强迫贵阳市民疏散。在讨论疏散问题时，中央银行贵州分行经理彭宪强调：中央银行的现钞，只能供应军饷和各军政机关、学校团体的疏散费用，无法顾及私人提取存款作逃难费用。如此不顾百姓，不守信誉的态度激起了省参议长平刚的不满，他问刘熙乙：“你是贵州人，他们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你看有没有办法？”刘熙乙当即承诺，愿将自己企业的现钞交中央银行，以应付市民提取存款。在场不少人都为他冒如此大的经济风险而担忧，担心他弄不好会彻底破产。他却回答：“关键时刻，为了老百姓，我甘愿破产！”他言出必行说到做到，立即向仁岸盐号、永岸盐号、聚康银行、新黔企业公司等各分支机构发出电报，派大小车辆日夜赶运现钞到贵阳，由聚康银行集中，交中央银行分发各行供应币民提取存款。刘熙7此举。表现了一名爱国商人“无愧天公不怍人”的家国情怀。经此事以后，平刚对刘熙乙亦加器重。此外，刘熙乙主持聚康银行时，在该行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大尧、杨杰、周道立和进步青年十余人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并欲加逮捕，他千方百计设法掩护，两次用黄金疏通关系，使他们免于一难。（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