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肖像·历史人物:著名土木工程学家葛天回

  葛天回,著名土木工程学家,教育家,贵州工学院土木系主任。字希颜。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四月十八日,贵州大定府毕节县(今毕节市)人。出身毕节威宁巷“葛家进士第”,祖父葛明远,父葛亮维均为晚清进士。

  葛天回出生时,祖、父同为其取名“天回”,并赐字“希颜”——希望他长大后像孔门大弟子颜回那样德高博学。祖、父先后病故,家道中落,生活困难,他只得靠伯父接济度日。民国元年(1912年),葛天回随伯父到上海,次年考入上海南洋中学。期间,葛天回喜爱先秦诸子,常以孟子之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座右铭。民国7年(1918年),他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民国9年改为唐山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成为该校副主任、土木工程科总教授茅以升的得意门生,他的毕业论文《第二应力通论》把茅以升的看法往前推进了一步,受到了这位后来成为中国桥梁学泰斗的著名学者的称赞。葛天回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民主思想,并涉猎文史、地理、天文、考古以及中国古诗词、古音乐等多学科的研究,成为学贯中西的优秀学子。

  民国8年(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唐山后,他和同学一起创办《救国报》周刊和《科学的唐山》期刊,积极参与上街卖报、游行、讲演等宣传活动。民国11年(1922年)毕业后,葛天回抱着“工程救国”的理想,先后在长春吉长铁路局与吉敦铁路局、江苏东海县疏浚蔷沐两河工程处、江苏水利局、长沙工赈局、安徽省五河县第十三区工赈局担任工务员、佐理工程师、测绘股股长、副工程师兼段长等职,前后从事土木建筑工程工作长达10年之久。之后,因深感工程救国的理想无法实现,遂改行“教育救国”之路。

  民国22至民国31年(1933至1942年),葛天回先是进入广州中山大学任土木系教授,次年即被广西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马君武聘任为广西大学土木系主任。他在《广西大学周刊》发表《星期干支儒略日推算公式》等科技论文,专著《贺梧铁路踏勘报告书》,由马校长亲笔题写封面并题词“有铁道然后交通能平民化”,作为《广西大学丛刊》第一种予以出版。他还专心研究墨子思想,在广西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表《墨行救国论》演讲,还写成文章发表在《广西大学周刊》和广州《统一评论》上,主张在国难当头,抗战中即需牺牲个人利益,各尽其能,抗日救国。这期间,他还发表了不少其他论文,并且出版了专著。

  民国25年(1936年),贵州毕节籍中共地下党员邱兆(即徐健生,新中国成立后任贵州省人民副省长)等到广西梧州开展革命活动,准备在梧州设立联络站,通过广西大学两个贵州籍学生找到葛天回,请葛天回为他们租赁房屋作担保。葛天回知道他们是中共地下党员,想通过租赁房屋开办书店来作为地下组织的秘密据点,以方便开展工作,就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盖章作了保人,并资助了部分活动经费。在葛天回的掩护下,中共贵州地下组织梧州联络站在广西大学内建立起来。后来徐建生与从上海来到广西的秦天真,通过联络站取得联系后,一同返回贵州进行党的地下工作。

  民国31年(1942年),葛天回离开条件较好的广西大学,回到阔别30年的贵州,担任国立贵州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兼主任。民国33年(1944年),回毕节任弘毅中学校长。民国36年(1947年),再回贵州大学。贵阳解放初期,贵州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徐健生同中共贵阳市委书记、市长秦天真等一起,专程到贵大看望葛天回教授并到花溪公园合影留念。

  1951年,葛天回当选为贵阳市人民政府委员兼建设局副局长,仍在贵州大学任教。同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笔签署任命书,任命葛天回为贵州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6年葛天回加入九三学社,被选为贵阳分社筹委会秘书长。是年,葛天回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推选参加全国职工第一次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之后,历任九三学社贵阳分社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分社委员,并担任贵州科普协会业务部部长,贵阳科联组织部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等职,先后被选为贵阳市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省政府第二、三届委员和省人大代表。这期间,葛天回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和开展科学普及等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葛天回被错误批斗,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诬陷他人。同时仍孜孜不倦地钻研学术,专注于弹性力学等学科的研究,力图使自己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同时也为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打牢更加扎实的基础。

  1977年3月7日,葛天回逝世于贵阳,享年80岁。

  民国33年(1944年)秋,葛天回接受贵州实业家刘熙乙的聘请,回到家乡毕节,担任私立弘毅中学校长。他就任后,延聘有才学的进步青年为教师,同时大力整肃校风、学风,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作为办学宗旨,提倡毕节教育与实业,发扬地方科学与文艺;要求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追求真善美,并具备自由、平等、博爱、牺牲这四德;号召学生学好科学知识,追求真理,立志打倒列强,建县建国,振兴中华;支持学生“自治、自学”,锻炼才干。他油印《弘毅周刊》,又在《西黔日报》上开辟《科学与文艺》副刊;还设立弘毅话剧团,演出《日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剧目;借用县党部“文化服务社”名义,筹资开办书店,销售进步书籍,等等。

  葛天回采取的这一系列办学措施,取得了毕节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办学业绩。民国34年(1945年),弘毅中学荣获贵州省教育厅通令表彰,成为“全专区办得最好的学校”。由于葛天回办学有方,在毕节教育界威望愈来愈高,县教育会改选时,他当选为会长。之后,为改善小学教师待遇,葛天回向毕节县政府据理力争,并在《西黔日报》发表《论教育经费》等相关文章,引起地方各界人士的关注。葛天回的进步活动,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但同时也遭到一些当权者的忌恨,最终他被迫辞去校长、会长等职务。葛天回临行前,私立弘毅中学特地为他竖立了一块“校长葛天回先生纪念碑”,并举行欢送会,赠送其一枚铭刻有“弘毅”二字的金指环以资纪念。葛天回也写了一首《感怀》诗表达自己的心情:“九死悔犹未,蜷然恋故丘。寸心思拨乱,何处觅同仇?水为出山浊,钢成绕指柔。伊谁如晦夜,风雨话幽忧。”

  民国36年(1947年),葛天回重返贵州大学任教,再次担任土木系主任。次年,在负责设计贵州大学新建图书馆时,有人示意他从购买材料中拿回扣,遭到他的断然拒绝,“这样的钱我从来没拿过,我不要”。民国38年(1949年)3月下旬,贵州大学爆发了反饥饿运动,学生进城举行游行、演讲、募捐等活动。葛天回积极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并在“五四”运动纪念会上发表演讲,鼓励学生发扬“五四”爱国精神,把反饥饿斗争进行到底。同年6月,国民党特务准备在贵州大学逮捕学生,葛天回获悉这一情况后,及时通知相关人员让学生赶快隐蔽起来,并亲自雇用一辆马车,护送一名进步学生从花溪到贵阳。贵阳临解放时,有人劝他一同离开贵阳前往广州,他不但不去,还劝别人留下来迎接贵阳解放。

  20世纪50年代中期,葛天回积极参与贵阳市的各项建设,如改造铜像台为喷水池;为预防贵阳水患和解决食用水源,建议修建黔灵湖,并对黔灵公园园林布局和烈士纪念碑进行规划设计;添设贵阳城区路灯和自来水设施;修复甲秀楼、东山、黔灵山、花溪等风景区;绘制贵阳市城市规划设计图等。贵阳黔灵公园里的“解放贵州烈士纪念碑”,就是葛天回设计的。1956年,葛天回调任贵州工业研究所副所长。1958年参与筹建贵州工学院,建院伊始,白手起家,师资非常缺乏,作为土建系主任的葛天回不顾年高体弱,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提出自己可以开设二三十门课程的建议,并身体力行,率先在一年级开设高等数学课程,之后又逐渐开设其他新课。同时还担任培养青年教师的任务。葛天回还参与学校新校址的建设规划工作,并多次率土建系师生参加建校劳动。任土建系主任和基础课委员会主任期间,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学质量,组织“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受到各界专家的好评。(资料整理自《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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